赵琦遗作《静物》
1959年，父亲去世。那时我还太小，只有四岁。直到半个世纪后，2010年母亲辞世，她在弥留之际，从心底喷发出来的牵挂全是关于我的父亲，我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接近父亲、了解父亲，对我变得义不容辞。我开始了漫长的收集资料的过程，父亲的形象逐渐清晰，我感受到了他脉搏的跳动，也知道了父亲是真正了不起的艺术家。
我的父亲赵琦，新中国卓有成就的画家、美术教育家、翻译家、汉语言学家、诗人。他的一生短暂、传奇、辉煌。
天太热了，父亲就把脚泡在装有冷水的桶里，晚上蚊子多，就在腿上盖件衣服。一个孩子这样刻苦读书，五叔对祖母说：这个孩子不培养，可惜了
父亲名琦，字意瑰（huái）。琦，乃美玉也。瑰，亦美玉之意。意瑰，即意识到自己是块美玉。1913年，他出生在江苏盐城上冈镇吉家庄的一个书香世家。
我的曾祖父赵锦城，善诗赋，酿酒远近闻名，家境殷实。父亲在襁褓中，只要给他看年画，他便咯咯地笑，在诸孙辈中格外俊秀，曾祖父亲自替他取乳名：万俊。
父亲五岁时，家中宴客，某秀才以在座客人的名字“姚金殿”为上联，让我父亲对下联。父亲指着另一位客人说：用他的名字“吉玉楼”为下联。众人大笑。
六岁时，父亲随我祖母到外曾祖家贺年。一位长辈指庭中蜡梅出联“梅开数点香飞阁”，父亲略加思索对下联“柳长千条绿照庭”。又指“香炉”为题命作诗，父亲吟五言一首：香炉名宝鼎，或白或莲红……受到长辈赞赏。
十二三岁时，我祖父的友人拿一新折扇请作画。父亲便取毫蘸墨在扇子右下角画几枝芦苇，掩半截渔舟，蹲一白发老翁，遥望淡云斜月，浩渺烟波，天上则两行飞雁。反面题七言绝句一首：天寒聚族向南征，草软沙平秋气清。记得洞庭明月夜，孤舟泊处两三声。那友人问：“夏日将临，为何不画荷花？”父亲答：“夏日炎炎，挥扇应取凉意。”众人点头称是。
1927年3月16日，我祖父病逝，正逢孙传芳败兵过境，家难、兵灾、天灾连连袭来。我祖母千方百计渡过当头难关，继而含辛茹苦抚育四个幼雏。那年父亲14岁，只得辍学，在家自学。他熟读过的书，我二叔保留下来的，有《隋唐文评注读本》《秦汉三国文评注读本》。父亲后来告诉我母亲：“天太热了，我就把脚泡在装有冷水的桶里，晚上蚊子多，就在腿上盖件衣服。”一个孩子能这样刻苦读书，感动了父亲的五叔，他把书斋“梨花轩”让给我父亲学习用，自己在客房读书写字。
1930年，父亲17岁。他用深浅咖啡色，画了一片森林，一个僧人往森林深处走去，透视效果极佳。五叔看了对我祖母说：“这个孩子不培养可惜了。”我祖母请她的表兄沈余三做家教。次年，父亲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祖母卖了地供他上学。
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日本美术界最具权威的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此事轰动东京
考入上海美专一般要学习六个学期，父亲成绩突出，只学习五个学期。
1932年，父亲19岁，随学校到安徽歙县写生作《练江鸟瞰》。他在给我祖母的信中写道：“……连雨数日，一笔未动，心急如焚，第五日宿雨初晴，立即登山，找好立足点，俯视全城，如人间仙境，作下油画《练江鸟瞰》，获东南五省油画联展一等奖，奖金四百元……” 此事，各大报刊竞相报道。
此后七、八个月，祖母未接到父亲报平安的信，焦急万分。
1934年底，祖母蓦然接到一封来自日本东京的信，父亲说，他在国内又得一等奖，奖金五百元。他用这笔钱东渡日本，花3个月时间过语言关，“在此期间，日吃一餐，睡四至五个小时”，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日本美术界最具权威的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油画科，成为日本政府的官费生，此事轰动东京。
我祖母的心这才放下。
赵琦遗作《玉泉观鱼》
1936年父亲回国探亲，经过盐城和上冈镇，受到两地名流热忱迎接，盐城报刊大力宣扬“东南五省油画赛冠军赵琦归国”。
盘桓十余日后，父亲才回到祖母身边。踏入家门的那一刻，立即给我祖母下跪。祖母一把抱住父亲，欢喜得大哭起来。皆大欢喜之际，全家到照相馆拍照。老板一看是“大先生”（当地人对我父亲的称呼）来了，坚决不收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本政府停止发中国学生的生活费。父亲接到祖母来信：家中连年灾荒，债台高筑，家贫如洗，爱莫能供，接信立即辍学回国。
正在父亲为难之际，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一直关注着曾经轰动东京的“中国赵琦”，立即派秘书召父亲前往使馆。父亲与许世英谈诗论文，许将近作五言律诗与父亲看，末两句是“故乡风日好，黄海几时还”。父亲略思索，和诗一首，末两句为“愿为千岁鹤，飞去复飞还”。许连连赞赏：吾国后继有人！吾国后继有人！
问及家境时，父亲掏出口袋里的家信。许看后深表同情：“立复秉令堂，勿愁、勿忧！”并对秘书说：每个月的今天，从我工资中拨80元给赵琦先生，直到日本政府发放官费为止。
父亲一直想去苏联留学。当时新疆的盛世才打着联苏、联共的口号，父亲与赵丹等人一起去了新疆
然而，父亲斟酌再三，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回国抗日。
当时日本政府不许中国学生离境。父亲有位日本导师的女儿很倾慕父亲，曾主动表达爱慕之意。在那个年代，亚洲女性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但由于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父亲婉言谢绝了。
看父亲回不了国，那位导师的女儿决心助他一臂之力。她的父母也都深表同意。那女孩和我父亲假扮夫妻，把我父亲送上一艘英国轮船，先到香港，再到广州，辗转回国。
后来，父亲把日本求学的生活写成一本书《樱花别记》。我们长大后，曾调皮地问母亲：“妈，你看后吃醋吗？”母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文笔非常优美。”
可惜，这本书在后来的灾难中被彻底焚毁了。
父亲回国后，抗日心切。1937年10月，他参加了政府主办的抗日战干团留日青年训练班，后被委派到陆军十八军十一师政治部，负责审问日本战俘，画宣传画。
父亲一直想去苏联留学。当时新疆的盛世才打着联苏、联共的口号。于是，父亲与赵丹、叶露茜等上海美专的同学，一起投奔新疆。这个赵丹，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赵丹。
初到新疆，父亲当过教员，还自学俄语，为了有朝一日赴苏深造。他买不起昂贵的油画材料，就潜心研习水彩画，以至到五十年代初，父亲的水彩画已达到国内巅峰水平。
新疆的景色是迷人的，父亲画了很多幅少数民族的人物和新疆的风光。他在乌鲁木齐开个人画展，想以画谋生。刚开始参观者不多，赵丹等提议：“你何不写一篇自我介绍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并邀请读者前来参观？”这一建议果然奏效，所有的画全部售罄。
1944年，盛世才撕下革命的面具，“白色恐怖”笼罩新疆。共产党派往新疆的革命志士全部被捕、被杀，父亲和赵丹等进步青年也在劫难逃。当时凡是失踪了的，基本都是死讯。幸好父亲是单身，没有这层生离死别。
在狱中，父亲认识了我的姥爷王玉佩。我姥爷是东北抗联战士，由于当时的“不抵抗政策”，边打边退至苏联境内，再由苏方将抗联战士转送到新疆。姥爷时任新疆物资厅厅长，特别赏识父亲的才华。
出狱后，父亲自然认识了我母亲，开始追求，情书、诗词......母亲记忆最深的是：唐代诗人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父亲仔细地讲解给她听。开始母亲坚决不接受，因为父亲大她11岁。后来父亲向我姥爷求援，我姥爷和我大舅舅都太爱我父亲的才华了，从中斡旋，母亲也逐渐发现了父亲的光芒，遂终成眷属。
父亲被派往台湾，三个月后他不辞而别。我曾问母亲：“你们为什么要回来？”母亲告诉我：为了迎接共产党的胜利，迎接解放。
1946年3月，父亲带着一家人去西安。中途到敦煌，受到常书鸿先生的热情招待。母亲回忆：“敦煌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今天看见这里有一座沙山，过了一夜却不见了，而另一个平地上，却平白冒出一座沙山来。常书鸿的窗台上总是放着一碗饭，这样喜鹊每天都来看望，那里太荒凉了，喜鹊每天来，可以平添一丝生机。那年常沙娜12岁，整天在莫高窟内临壁画。我们一共停留了4天，常书鸿陪着你爸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参观。”
到西安后，父亲在建国中学教美术，住在太乙宫。由于入不敷出，父亲又重操旧计，开起了画展，已怀孕的母亲挺着大肚子收门票，门票两块钱一张。那时，太乙宫残破不堪，炕上有多种“微小动物”，蝎子也常光临，父亲不在家时，母亲非常害怕。不久，我哥哥就出生了。
生活越来越困窘。一次，我外婆在公用的盥洗室洗碗，金戒指除下忘了戴上，结果丢了。外婆一着急，突发脑溢血过世。
往南迁移途中，我哥哥又得了急性肺炎，父母变卖了所有值钱的物品和外婆留给母亲的细软，才保住了襁褓中的哥哥。
1947年12月，父亲和母亲到了南京。经同学介绍，父亲入职国防部第三组日文编译，后转国防部技术室，任俄文翻译。但父亲酷爱艺术，不喜军旅生涯，不过问政治，更厌倦国民党的腐败体制。其间他曾被派往台湾，在淡水待了三个月，后不辞而别回大陆。我曾问母亲：“你们为什么要回来？”母亲告诉我：为了迎接共产党的胜利，迎接解放。
回上海后，父亲接了些广告画的业务，在赵丹家借住。没有钱，又不想再麻烦赵丹，母亲偷偷到菜市场捡破菜烂叶。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49年10月，父亲应江丰、莫朴的聘任，来到杭州，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学院（原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任副教授。
父亲高兴地说：“学以致用！终于能报效祖国了！这是我最好的归宿。”
油画《母亲》按我祖母真人大小画的。展出时，祖母也去看了，观众惊讶地发现，画上的人跑下来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凡是中国美术界重要的涉外活动或展览，写序都是父亲出面。他不仅画好，还写了一手漂亮的仿宋体。
1954年9月，《人民画报》刊登了父亲的水彩画《西湖残雪》，轰动画坛，国家博物馆出价3000元收藏，父亲未允。
母亲戏称父亲是画画的疯子，半夜起来，常看到父亲在改画或修改译文。他外出画一天，口袋里就揣两个烧饼。为取景，父亲会在西泠桥边的西湖水里泡大半天。
父亲的画都是写实的。油画《母亲》是按我祖母真人大小画的，祖母坐在藤椅上，手上拿个旱烟袋，神情自若。在中苏友谊馆（现东坡剧院）展出时，祖母也去看了，观众惊讶地发现画上的人跑下来了。苏联专家睁大眼，来回在两者之间比对，祖母微微点头：“这是我儿子画的。”
画油画《玉泉观鱼》时，陈云同志带着两名警卫正好也在观鱼，陈云便看我父亲作画。早上10点，父亲收了画具起身，陈云问：白天为什么不多画会儿？父亲答：我取的是早上8点到10点的景，过了10点，光照的变化就大了。此后陈云每天到得比父亲早，父亲画了几天，陈云便观了几天。
父亲的油画《龙翔菜市》，一只笼内的鸡正伸长脖子，在啄旁边农民的一担青菜。这只鸡，父亲仅用了三笔。我的小姐姐刚会说话，父亲指着画问：“毛毛，这是什么啊？”小姐姐说：“咯咯鸡。”父亲高兴极了：“哦！我的毛毛会看爸爸的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母亲焦虑的是父亲的画该藏哪儿。无奈，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隐藏不了那么多的画。终于，油画被点燃，那火焰的颜色跟画上的颜色是一样的，深的、浅的、绿的、黄的、红的、蓝的，非常绚丽，那是父亲灵魂最后的闪耀和挣扎，他一生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一炬。
母亲久久地在井边转，隔壁侯老师看见后，让我们看着母亲，这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
父亲培养了一大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秀弟子，他们绵延不断地在中国美术界闪耀发光，这足以让父亲在天堂笑瞰了！
2013年清明节，漂泊了54年的父亲的灵魂，终于回到杭州安息了
2013年3月初，父亲的学生帮我借到一本书《站着写人生》，作者洪水平曾经和我父亲同在奉化西坞农场劳改。书中提到，在劳改农场没有东西吃，有人拿一支派克金笔，换了两斤炒黄豆，一块英纳格手表，卖了50元。
这两件事妈妈提过很多次，我因此知道，这两件事写到的人都是我爸爸。他已经漂泊了54年，我再也不会让他飘着了。
我去了奉化。出了奉化火车站，我向本地人打听：“老师傅，你们知道从前的西坞劳改农场在哪里吗？”其中一位说：“尚桥头。”
我跟着他辗转到了那里，但不知道具体位置。一位老伯，用手一指：“那里就是。”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有好多排整齐、低矮的平房，暗沉沉的墙上已长出青苔，里面黑压压的，门窗洞开着，不见有人出没。
老人又指向远处的山和破旧的房子：“这里现在已是茶厂了。”
我谢了老伯。我和孩子先绕着劳改农场转了一圈，它已被高速公路和铁路切为两半，远处的山不高，却是重重叠叠。后半夜，我们带着祭品和父亲的照片来到山下。点上蜡烛和香火，再放上父亲的照片，烧了“元宝”，我大声地喊：“赵琦――爸爸――我是你的宝贝女儿昂昂，还有你的外孙磊磊，我们来接你回家了！”
喊着，喊着，我的声音哽咽了，眼泪汹涌而出。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刮着会旋的乱风，喊了一炷香后，我们用蜡烛引着“父亲”，离开这伤心之地。
2013年清明节，在父亲离开54年后，“父亲的灵魂”终于回到杭州，安息在南山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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