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土,很粗俗,又很易碎”――刘力国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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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04-21 10:57:0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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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 1993年你画里就带有“屁股”的形象了?
  刘:对。还登在湖南美术出版社的《 现代艺术》里,廖雯1997年找我说要做展览,我那时画那一些花,带点屁股,后来又拍了一些猪手,还有一些那些陶瓷草图……
  栗:当时在圆明园?
  刘:那个时候在和平里租的房子里。
  栗:你为什么会用屁股这个符号呢?
  刘:因为那时侯开放了,很多新鲜的东西……
  栗: 是,看图片你那时出现的“屁股”形象,还是一种从性、刺激的角度画的,后来“屁股”在你的作品中变成一种符号化的方式,才有意识地带有了讽刺意味。艳俗艺术初期,你没参加过《艳妆生活》的展览?
  刘:没有,那个时候我都不认识他们。艳俗的天津展览,我想去试试做陶瓷,先去的唐山,我一去傻了,做不出来。廖雯给我打电话问我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记得那年春节的时候,廖雯叫我来上你家过春节,那时候特穷啊,没钱,连打车钱都没有,后来没来,初一廖雯又上我那去了,说如果做出来就展。我说再试试看,然后,我就去了潮州,在潮州好象有一个月的时间,廖雯打电话问,我还说不行,那个没出来,陶瓷温度好象都不行,那时候感觉做不出来,特急……
  栗:97年什么时候?
  刘:夏天。结果我又拖了半个月,烧出来了十件。廖雯看了,挺高兴。
  栗:“屁股”符号化,其实到1995年画的花里开始,到陶瓷特征明显了。
  刘:对,到1995年就差不多了。1999年做出来的屁股陶瓷瓶,就参加了艳俗的天津展览。
  栗:中间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哎呀,我就是想画屁股” ,你对“屁股”有种特别的迷恋,你可以讲一下这个心理状态吗?
  刘:想的比较简单,西方那些人体都是可以暴露的,你可以看到,反而无所谓了,我们的是看不到的,越想看不到的越想看,那个屁股就是带有某种神秘性,就想看,胡思乱想。突然间西方一开门的时候,发现我们差别很大,那时候就喜欢名牌嘛,自己也想有个名牌,买不起,就幻想这个,以前那个高大全心理都没有了,啥也不顾了。传统的中国人都是比较含蓄的,可那个时候就是有点不要脸了,豁出来了。
  栗:最后这一句话比较有意思,不要脸了,要屁股,包括西方也有嘲笑一个人的时候,把屁股扭给别人,有嘲笑这个物欲横流和艳俗世界的意味。
  刘:这个其实比死还可怕,不要脸了,什么都不要了,其实挺厉害的。我感觉那个屁股不是性欲很强,性的成分不是特别强烈。
  栗:是一种比喻,讽刺的符号,不是性。
  刘:对,后来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
  栗:还有一个为什么会使用陶瓷来做?
  刘:陶瓷华丽,外表华丽,还有一个易碎性,这个东西你看表面挺华丽,但是一碰撞它就碎了。所以,做了很多花啊、果啊,反正是越复杂越好。再就是那个民间的方式,土的、泥捏的方式。但有一个问题,那个味道达不到那么精确,当时挺困惑我的,后来我就一不做二不休,豁出来了,就要这种很土的,很民间的粗俗性。
  栗:最早用民间陶瓷方式做艳俗艺术的是徐一晖。
  刘:对,徐一晖。
  栗:屁股符号的这些瓶子和这个状态大概持续了几年?
  刘:持续到2006年,去年还在做。
  栗:中间还插了一些别的什么?
  刘:中间插了一些跟宗教有点关系的佛手啊,屁股上飞满了蝴蝶,好的和坏的,香的和臭的,就是两个不对接,砸在一起的时候视觉就感觉跳了一下,产生一个味道出来。
  栗:充满矛盾的世界。
  刘:后来做满汉全席,脚,手,鸡、鸭、鱼……
  栗:鸡、鸭、鱼这些东西是什么想法?
  刘:是《跨世纪彩虹》“艳俗艺术展览”之后,2000年,我们总在那个小餐馆吃饭,烂稀稀的那种东西,后来每天就一大桌子,一大堆人,你吃完了走了,他又来了又吃,一吃就吃十几个小时,反正永远都是闹闹烘烘的。
  栗:这个社会也是一样,总是吃啊吃啊,烂稀稀的。
  刘:后来我感觉应该做一桌菜,就这样做了鸭掌,红烧屁股。,猪头,鸭头还有脚,那个时候做了挺多这种东西,做的挺恶心的,特别的廉价,就跟八里桥卖的那个东西一样,颜色都是那种味道,有一部分要烧出那种味道,就烧低温瓷,比较生,生才有效果。
  栗:主要是因为低温釉。
  刘:对,低温釉,比较乏味,表面就跟八里桥菜市场差不多,那次天津艳俗那个展览的时候,那些台湾的艺术家就看不懂,问我怎么这么土?我说我已经不土了,我已经很努力了,因为,我们的视线就这样,我们看到的环境就是这样。他们说,你们挺好玩的有内容。当时我们也不太了解,顶多知道个杰夫·昆斯,安迪·渥霍。我是根据我们现实看到的一些东西有感觉才来做的。
  栗:这个完了就是“主席像”这个?
  刘:对,主席象。趣味就跟八里桥卖菜是一样的。他为什么吸引我呢,没有变形,没改造,我甚至去找文革那些图片,复制这些形象、造型,这些造型挺土的,学会一点雕塑,但还不是太浓,大多数是民间艺人做的,都不太准,结构都不太对,但味道做出来了。我又加了很多那个民间的图案,都是老百姓过节的时候吉祥如意什么的,那种伟大的东西,老百姓是从这种角度来看的,我也按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也许可能不严肃,但我很严肃,很庄重,没有改变,没有丑化,没有变形,所以,把它做的很喜庆。毛去安源的时候我把身上那个大长衫,穿花衣服(万花图案),当时他也很年轻,不过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愤青”,后来把他给扭曲了,把他干的屁的事也当成历史事件了,实际他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人。我去年做的最后一件就是毛拉屎,做完了这个就结束了。这个是维纳斯和卡通,桃子和石榴,工艺品商店那种味道,我又做了一些置换方式,黄继光的头换成毛的头,董存瑞的头也换成毛的头,堵枪眼,抗炸药包,我是有这个想法可是说不出来,就把头都换成毛的头,因为他这个灵魂影响,别人就可以玩命,可以去堵枪眼。
  哦,有种圣战的味道,爱国,然后,我就替换了一些他们的身体,在这个上面呢我又做了一些宗教和政治上的综合,佛的头换成毛的头,我认为这个非常好玩,在历史上,宗教和政治象一个跷跷板,要平衡,宗教这个太强大了会影响政治、影响权力,政治就要打压宗教,但是,当政治和国家被拿下了以后呢,需要宗教来统治这个思想,宗教就很好的制约了思想,一个思想才能有一个好的规范统治,象把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到了盛唐完全已经东方化了,我去过墩煌,看到以前的佛都是高鼻梁的,到唐的时候完全已经东方化了。
  栗:唐代一会灭佛,一会又尊佛。
  刘:还有我是学戏曲的,中国戏曲学院,在学校的时候我不是太喜欢戏曲。呆了三四年的时候,我才愿意看戏了。戏曲的舞台表演非常简单,一个门帘守旧,上场下场,不是靠装饰,而是靠演员的造型、服装、念白,哎呀!那个写意,国画里好多空白的地方,我发现中国文化这些挺厉害。你看像斯坦尼斯夫斯基很累的,让人上来就上好几百,完了,也不见效果,舞台小的还造不出气氛。后来,我做的那个屁股,实际我这里面我感觉到有个戏剧性的因素在里面,有讲故事的味道。
  刘:有个批评家说那时侯我们像美国《跨掉的一代》的金斯堡。我说不可能像,金斯堡家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家是要把自己搞惨了,搞的没饭吃,装神弄鬼的,我们没饭吃的时候让人家撵的乱跑,我们本身就很惨,我们不是装的。装惨和本身惨是两回事。我们是那样人,都特想过小资生活,过不到。
  栗:就是有这种惨的生活才会对好生活有向往,暴发户都会模仿过去的王公贵族。
  刘:对,向往是向往,实际这个还没有你讲的那么深刻,做不到有点嫉妒,就是挺恨的,吐酸水,实际不是批判,批判我们就有使命感,那时侯都吃不饱肚子批判谁去啊!就感觉不太公平,怎么能饿成这样呢?现在想想实际也挺公平,我们啥也不干,挨饿是正常的,人家每天8点钟上班,我们不上班,在社会上就是小二混子嘛,你说流氓还不是流氓,也不偷也不抢的,一到晚上就全出来,找一个小烂馆子吃饭。滨河小区还住了不少小姐,那小姐都不理艺术家,艺术家穷,算什么东西。
  栗:当时不是有这么一个笑话嘛,圆明园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他们抓了个小姐,警察问,你都跟谁了,小姐回答,有木匠张师傅,瓦工李二什么的。警察暗示你跟哪个艺术家了。这个小姐一拍桌子发怒了,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刘:哈哈,对这个很真实,艺术家都不如炸油饼的,炸油饼每天还有点钱赚,10块8块的,艺术家天天耗着。房东都是农民大嫂,很凶的,脸黑黑的,凶是凶,可赶走我们房费也就瞎了,所以,骂骂咧咧还是叫你住,反正有了就会给的。
  刘:后来我同徐一晖在一起混了6、7年
  栗:你什么时候和徐一晖在一起?
  刘:1998、1999年天津那个展览前后。1997年去的通县滨河小区。那时候都没有过卖画的事。
  栗:什么时候开始卖东西?
  刘:2003年,那个时候挺恨的,他们一冒烟参加威尼斯,一冒烟参加里昂双年展,卖东西和展览对我刺激太大了,前后楼住着的。对我刺激太大了,嘭一个蹦出来了,嘭一个蹦出来了。那时候我的状态不好,又不能做新的东西,后来有几个人能卖的,徐一晖也开始好一点了。但那个时候卖东西现在看来都不算啥事了,那个时候卖东西能吃饭就满足了,跟现在不是一个概念。
  栗:现在拼车拼房子,象暴发户一样。艺术是自己一生的事业,永远是自己跟自己对话,你的第一张画其实有点形式主义,后来几张就是1994年开始出现的一个人的屁股朝着观众,开始有一种意识――可能开始有性和刺激的成分,但有几幅,开始让人感觉屁股有种比喻的符号成分了,这个转变很重要。
  安然:因为,他从北京戏曲学院毕业以后就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的龙江剧院。
  栗:哪一年?
  安然:1991年。
  栗:龙江是哪个地方?
  刘:大跃进的时候毛去了哈尔滨视察,说要百花齐放,要标新立异,说以前传统有那么多剧种,但我们为什么不能造几个剧种呢,就这样造了一个龙江剧,造了一个吉剧,造了一个辽剧,其实都是二人转,大锅落子。
  栗:在那呆了几年?
  刘:在那呆了两年,还排过两个大戏,还得过奖。?????????????????
  安然:他拍的那个戏,接触的其实是龙江当地很土的一个戏种,很民间的那种。
  所以,他可能后来做舞台什么的对他有一定影响,能进入他脑袋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在家里画画,就是您刚看到的那个形式主义的。
  刘:那时候受米罗的影响,有一点孩童心理,有点天真,但是我比较土,因为,我来自北方小的地方,没有见过那个,我考大学考到北京来,心理落差特别大,我那个分数虽然跟他们考的一样进入学校,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停留在那个地步,因为,城里的孩子跟乡下的孩子,毕竟有很大的差别。
  安然:我们从1993年底1994年初到北京,因为,当时刘力国在剧团里有点不得志,因为,他刚毕业嘛,他对环境的要求是一个理想境界,但是,回到当地的剧团挺乱的,他觉得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刘:因为学校学的东西在当地没用,当地很真实,老师教育我的时候是挺神圣的,梅兰芳是我们院长什么的,可当时回去都傻了。最早的拍的一个戏是描写二人转的,没有多少钱,北方木头多,我就在台子上搭了一个大马车,演员就在那个马车上演,还得了奖。舞台戏那个服装都是很艳丽的,红的、蓝的、绿的,但是特别协调,我发现这个东西挺好玩,这个因素挺好玩,形式感挺好的,再艳的颜色都很协调,互相跳跃,达到一种平衡。完全靠色块的连接,靠密度,一条一条的,所以就和谐了。后来有一个政治任务,人民大堂有一个壁画,当时就给我抽去那一年的时间,就画那个壁画,画完我就没有回去。
  栗:哪一年?
  刘:1993年底,正好画了一年,当时抽的时候说要政治觉悟要高的,思想要好的,技术要尖端的。那壁画400平米,巨大巨大的,老画不完呢,构完图了,这个领导看那个领导看,看完以后终于定了,半年以后,要十几个人画,定了稿子以后,等上墙的时候,省长就来看,说,红高粱在哪呢?四不象在哪呢?然后就把四不象画上了,煤在哪呢?把煤又画上了,金子在哪呢?又把金子画上了,反正领导提点意见就要改一点,后来那张画简直太热闹了,好玩,特别的花花,后来还给我一个大金牌子。
  栗:那个还在大会堂吗?
  刘:在啊,现在还在呢,那个牌子还在呢,牌子上还有我名字呢。
  安然:1994年他到北京就画这类东西。
  刘:接着就是那个屁股。
  刘:2004年我做的东西比较多,经济比较好一点了。
  栗:有一个收藏家买了你的东西?
  刘:对,他买了我的东西,那个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转变
  栗:从那个“盘子里有鸡鸭鱼肉”的作品开始吗?
  刘:对,然后开始我就做了鸡鸭鱼肉,做了千手观音、佛手、欢天锣鼓,完全处于一种好玩的状态下做的。在民间做的这个让我体会到一种东西,就是最底层的人那种快乐,没人鼓励他,没人说它好,没人说它坏,它以极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这给我心灵最大的补偿。它们有极强的生命力,自娱自乐性,这给了我心理上一个最大的宽宏,我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东西,民间雕塑你搬动或者改变它,那个味道就没有了,我没有改变这种东西,我可以使用这种东西,我把这种东西跟两种符号结合,这样一对接就提起来,它可以发生一个转换。2004年到06年,对我来说有一个转变,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是我可以控制。以前,我一直很想用民间雕塑造型,但是,一直没办法用,没法当代性,没法现代性, 你一用就是民间,可是你一改造就没有那个面目了,那么这段时间我自己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可以不改造这个,我可以把不相关的两个东西叠加在一起,重叠使这两个符号产生一个新的意义,新的味道,这是一个让我很开心的一个方式。2000年,我做了第一个盘子,那个我拿给你看了,那个挺麻烦,等的时间长,后来我就放弃掉了。2004年到05年的时候,我又把它捡起来了,捡起来后我做的第一个盘子断断续续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做完以后连烧差不多两个月,等它烧的时候,我担心要是炸了就等于白干了,结果还挺好,天公作美,烧成了第一个,记得第二个和第三个就炸了,心理很不舒服,一个多月白干了,但是,那个很刺激。第一次在东京画廊展出的时候,作品很小,但关注的人很多,都仔细去看,它超越了材料本身的极限。
  栗:那这个和屁股有什么关系呢?
  刘:那时候我实际也是在变化,我不能一生之中就为了一个符号一个概念一个屁股活啊。
  栗:这种小细腿的虫子,对于陶瓷它有个极限,这个极限程度是和好多工人在一起交流产生的,还是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刘:恩,实际我小的时候对蚂蚁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小方本这么大的,那里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蚂蚁窝啊有两个挨着很近,那么多蚂蚁跑应该很乱的,但是,它们永远不会混淆的,因为身体的气味不一样,这个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感觉做这个虫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那个时候状态很惨,我就跟那么点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没有被关注。我想把最小的放大,这个世界还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每天踩在脚底下的,我跟它们一样,所以,我做的那些都是歪瓜裂枣的,那个臭虫啊、蚂蚁啊、苍蝇啊,这个有时候甚至叫人烦,我就是它们当中一个,这是我一个最早的出发点。
  栗:成功了就不是蚂蚁了?我常常看蚂蚁忙忙碌碌的,就想起人一生忙忙碌碌的,和蚂蚁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这种不同的,就像蚂蚁的等级在人眼里的那种意义感觉。这类作品做了几件?
  刘:太麻烦,没做几件,大约6件。

  栗宪庭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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