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农历腊月初八，庐州初雪。朋友圈中纷纷都在晒雪景、喝腊八粥、谈佛祖成道。下午，我依约去参加一个书法界的迎春聚会，路上突然接到胡克勤兄的电话，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傅爱国先生当天下午走了。虽然爱国先生生病一年有余，中间做过几次手术，但我们仍然相信他正值壮年，性格开朗，希望他会挺过这一关的，但他走的那么突然，那么决绝，却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心情骤然变得很沉重。
当代社会是个多元的时代，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社会人的多重角色定位。当我们想要去了解和研究某一个体或现象时，往往会带来很多困惑和不确定性。在当代安徽书法界，爱国先生是有着独立品格的一位，也是有着众多头衔的一位。他是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书协副主席，巢湖学院副院长，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书协德艺双馨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理事，国家优秀教师。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高校书法教育工作者，肩负着行政和教学的重任。而在书画艺术领域，也有着开阔的视野和多方向的研究能力，并长期地从事书法创作实践。但作为一个书界老朋友的理解，我还是愿意作为一个书法人来定位他较为合适，而其艺术成就尤以书法教育和理论研究见长。
爱国先生出道很早，其艺术生活的经历基本上是和当代书法热的兴起和发展是同步的。出道早而能持久地获得书界的关注，有书法在当代大繁荣环境的影响，更有其自身不断进取的努力。从这一点来看，我想爱国先生应该算是当代书法人一个成功的缩影。我与爱国先生相识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省美术出版社《书法之友》杂志社工作，他当时已是安徽省较有影响的书法家了，经常应约为杂志写些评论性的文章，也参与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所以来肥在一起接触的较多。从初始的印象看，他是一个很随和也很圆融的人，后来接触其书艺文章，才感觉到他的书论文章也是平实自然，而尽显出睿智和才华，一如其为人。这让我愈发对文如其人深信不疑。
我与爱国先生相识多年，而交往却是属于寡淡如水的一种，书法是大家共同安身立命的根本，偶有鱼雁往还，声讯相闻，于我实则获益良多，犹如君子之交，而又相忘于江湖。我那时因为编杂志的缘故，也经常会写一些理论性的文字，对当代的书法理论研究动态也较为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方一些文艺理论与哲学思想的传入和普及，书法界也开始重新审视对古典书论的认识，一时间书法界报刊杂志对理论研究的热潮方兴未艾。美学和史学，史观和史料，传统回归和现代意识，种种争论此起彼伏。上海书画出版社还专门出版有《书法研究》杂志，香港也有《书谱》杂志，全国性的专题书法研讨会每年也会召开几次，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还真是对当代书法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宏观的理论研究和书法人的使命意识让很多书法理论工作者对书法现象和书法前程的展望和理想踌躇满志，乐起不疲，而这些作者队伍尤以高校的书法教育工作者为主。安徽虽然没有知名的高等书法教育优势，但当时在全国的书法理论界，还是有几位有影响的理论作者，大家参与全国性交流的热情很高，我和爱国先生也经常因为有文章入选而一起结伴去参加这一类的活动。
整个九十年代，我们曾有过多次相伴出行的经历，一般的研讨会在主题讨论之后，都会安排相关的书法遗存和自然景观的考察活动，当时文学界正是流行贾平凹先生《废都》的年代，圈中道友曾自嘲是“五类人摇笔杆，一篇论文到处玩”，说笑归说笑，名家师长之间相互交流思想，启迪碰撞，加之广泛的游历，对于我们还是难得的学习机会。记得印象最深的还是95年的初春，我们一起去北京参加中国书法教育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书法学和书法发展战略研讨会，那次安徽入选的论文作者有傅爱国、毛万宝、虞卫毅、王俊先生和我，大家刚下火车，“安徽五虎”就在天安门前合了个影，阵容整齐，豪情满怀。在当时物质经济还不是太宽裕的年代，整个学术活动安排的很好，主办方对于理论家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会议安排在京郊的一个五星级的温泉度假村，由陈振濓先生主持，大家对书法学的学科建设和当代书法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很激烈的辩论，当时的会议还邀请了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可谓规格很高。会后安排大家一起参观了房山石经和北京猿人遗址，当然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和一些不能言说的故事。
爱国先生很善于把本职工作和自己的艺术研究相结合，撰写过大量关于书法教育方面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如《书秉金石 以碑化帖：兼谈李瑞清、胡小石、游寿师承中的书法教育》、《书法篆刻》、《艺术鉴赏》等等，也正是因为他在书法普及和高校教育工作的突出成就，在2006年获得了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这是书界对他在书法教育上的充分肯定。然而他更多的心力是用在对传统书法理论的研究上的。爱国先生对书法史和书法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文章往往旁征博引，思路开阔，宏观性很强，善于从书史和时代的高度去观照书家和艺术现象，为文自出机纾，不落陈规，很有见地，也很有影响。近年来，爱国先生对当代安徽书家研究倾注了较大的心力，如关于邓石如、赖少其和当代书家的研究就在全国和省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对推动安徽当代的书法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他在书法研究的基础上，还不断的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画和当代艺术现象也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如《由传统眼光转向世界眼光——20世纪末中国水墨艺术三种发展的述评》，就是较为系统的对二十世纪末关于“中国画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笔墨等于零”和“守住中国画底线”等艺术思潮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从而对中国水墨艺术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判断和评价，受到书画界同道的许多肯定。
因为对书法史的研究和当代书法的把握，爱国先生的书法创作也是独有心会的，只是他在艺术教育和理论上的突出成就，而书法作品被大家关注的较少。其实，爱国先生的书法实践要远早于其理论研究，据其学书自述，幼承庭训，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到乡贤俞守瑶先生的指教，从正宗的汉隶碑帖入手，而后对唐楷和晋唐人行书兼而攻之。尤其是在80年代初拜访安徽书法名家张翰先生后，得先生言传身教，并获赠隶书条幅“读书写字”而深受震动。后来又有机会到北大深造，从此启开了他的文史哲贯通的书学研究和博收约取的书法创作之路。爱国先生的书法是以隶书和草书创作见长的，他的作品中始终散发出淳朴和儒雅的气息，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淳朴是一种性格和人生状态的外化，而儒雅是其读书游历的表征。要是以佛家的顿渐说来观照的话，他应该是属于渐修一路的。当代书法展览热潮的推动，滋生了许多技术优秀的书法作者，而展览文化和现代评审机制的建立，却又无形的损害了传统书法审美标准的纯粹性，书法审美经历了由“品味”向“展示”的转换，而东方文化那种神秘和意象的表达功能在渐渐的淡化。因而，作为有独立思想的艺术家，爱国先生是冷静和智慧的，始终认同艺术个性和对传统的坚守对于当代书法才是真正的可贵。
爱国先生儒雅博学，人缘好，交游广，我常常因公去到外地，书界朋友提起爱国先生的道德文章，总是赞赏有加。前段时间偶然看到他一篇关于丰子恺先生书法美学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丰先生的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的见解很有心得。当年林散之先生在给陶博吾老人中国美术馆展览的前言中说的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意思是为艺之路漫长而艰辛，个体对于时代，其显与不显，其命也乎！如今先生正值盛年，而天妒英才，令人不胜欷歔！洛阳千唐志斋有幅名联：谁非过客，花是主人。人生有涯，而艺术的长河却是永恒的生生不息。愿先生安息！
2015年2月2日日于棹雪斋
陈智：中国书协青少年工委委员、安徽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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