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良知的艺术家与理论家感叹美术创作与美术史领域里的问题，感叹当下急功近利状况严重与尚无一套“适合中国问题与美朮经验的阐述理论和阐述当下美术现象的理论话语体系”，潘公凱从理论的角度试图解释这种状况并提出一些建议恢复学术研究与绘画创作的严肃性，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恢复或重新建立所谓公正性的“权威机构”或由国家专门住资的“权威”学术杂志等，并强调“社会应采取措施促进学者，美术史论家们自觉保持社会的公正立顷，体现学术的理性尊严，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在我看来，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艺术环境里，作为身居要职，又颇具影响的专家学者，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是希望，是一种理想境界，是呼唤画家、学者和与此相关能影响学术机构领导者良知的正能量的呐喊，但正如前好些年也类似有曾“官、名两旺”的人呼吁在中国书画领域恢复学风正气，倡导“正本清源”以恢复他所认为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国画传统是一样的：那只是愿望，或者说是身兼官职的画家、学者必须要做的思考，也或者是身在其位的政绩观使然，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为什么呢？近十来年的中国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领域，出现的问题远远比上述理论家和艺术家所感觉到的要复杂得多，而且，美术领域里的问题是近十来年中国社会的文化、艺术、教育、经济以及由此触及人的心灵滋生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名利思想在转型过渡时期动荡发展阶段最真实的反映。至于这种反映在中国画创作与学术研究的状况，笔者十年前曾从花鸟画的角度发表文章“当代花鸟画艺术问题谈”触及较深，反响强烈，然而，终究还只是得到一个“敢从学术角度上坚持原则并不畏压制敢说真话的教授”的评价而已，并且在一定程度引起很多圈内外“有权有势”既得利益者们的反感甚制被“穿小鞋”与“落单”，坦率地讲，于笔者个人而言，由于创作观、学术观与价值观是建立在追求纯粹而严肃并能体现学者教授尊严之基础上，并认同与理解藩公凱及其有良知学人们的担忧与呼吁的“正能量”，于己“一笑了之”，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纵横观察比较，无论是中国历朝历代还是其他发达国家现在的绘画创作与学术研究，要真正做到广义上的严肃与公正，无论你是否动用国家的力量，都只是较理想化的愿望。因为追求艺术真理并有独立见解的理论家与追求个性化的创作表现方式手法并有独立审美取向与审美价值体现的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
深究可知，伴随着中国社会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约十年前渐成气候的商品经济与艺术品投资的融洽，画廊、艺术机构以及各种层次收藏群体与个体的出现，出现了“职业画家”与“绘画经济人”，拍卖公司及其评估体系和此起彼伏的拍卖会，随时都在翻倍增长的“落锤定音”拍卖单价与签约画家价值不菲的收入，无时无刻、多多少少地影响并逐渐颠覆着美术学院里的院长和教授，美术研究机构里的院长、所长或研究员的价值观念，使那些原本还较有坚持学术公正信念的评论家和较为纯粹追求学术和力图完善丰富绘画要素、并且艺术个性突显的画家们在他们习以为常的沉潜探究状态里感到了困惑。比如那个时期，在学术研究和山水画方面全国突出、艺术个性明显，且担任全国画界较高学术机构领导的某著名画家，在北京的王府山莊寓所画室內，与我学术交谈至次日晨曦渐至，除学术研究与绘画形式内容探讨外，也言及我们做学术探究的专家，不如不学无术或层次、技能低劣但在社会上很能“混”的人，当年某王姓业余画竹者，因机缘至有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接触的机会，熟悉后某领导人在其画上题“高风亮节”4字，尔后这幅作在香港被某企业界人士1千2百万港帀收藏，于是王姓画家名利双收，洋洋得意，一时招摇过市，甚是气盛也！当时令人不解的是，都什么时代了，为什么封建社会时期某人偶遇皇帝得宠的景致在20世纪末期还会重演？为什么那些艺术水平一般甚至很差的人只要攀傍权贵或注重专营，其生存境遇甚至其所谓的学术待遇较潜心研究的专家学者要优待得多？想想看即便是专家也有这样的惶惑，对于大众或当时大众的后人(或许己是现在正当年的画家和理论研究者)的价值观判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学术与市场的结合之所以早在其他发达国家发展有序，世人能够以平常心视之，正是因为其经济发达和社会文明程度和普遍高度，要比中国进入得早，起点也较高，因而各方面的社会文朋秩序也井井有条，这是发展途中的中国当下时期达不到和尚待加强努力学习和改善的地方。在一定的程度上讲，是尚待时日和非常困难的。眼下，期望国家出招或采取手段来思考和管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学术与市场的规范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或经济发展途中转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因为不解决好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十多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甚至还要波及依赖中国经济发展的其他国人。如果是这样，文化艺术更谈不上发展和繁荣，我们还在这里空谈学术的尊严与公正便会显得毫无价值。所以，在当下中国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文化语境里，在还没有相对真正的稳定的学术评定机制和机构(但是，即便是在欧美等发达地区，这种机制与机构往往也是由既是学术权威，又自觉地维护自已学术尊严的学者们自发形成的)，讨论学者的尊严与学术问题，完全只能依照学者和画家自已建立起来的学术观、价值观去进行，并且只能是在宽松的状态中凭借人们的判断和学者、画家自己对自已人格理想品质和对学术尊严理解的程度去衡量。在当下中国的美术界和学术界，你说有没有权威呢？似乎有，似乎又没有。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认知和理解，在普通大众和一般美术工作者、爱好者和众多画家看来，中国的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和省市美协应当是官方的权威机构，；中国的美术学院以及带“国”字头的艺术机构里专家多所以是权威机构，在里面工作的人官大的最权威，就象一个普通病人去看医生，某某科的主仼被认定是最权威，教授次之，副教授再次之，所以挂号费价格不一样。曾一度(甚至现在还在延续)收藏界里用这样的理解去收藏绘画作品，主席的平方尺价格大于副主席，副主席的平方尺价格大于常务理事，常务理事的平方尺价格又大于理事，理事的平方尺价格大于会员……教授>副教授>讲师……研究员>副研究员……你说有权威吗？有！但是从专家学者和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绘画名家眼里看，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白，心照不宣。但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学术高水平的专家教授对这种状况采取的态度要么是不屑一顾和冷眼旁观：“看你几爷子在台上如何表演”。因为在中国，官的位置和荣誉及其利益很吸引人，但真具水平和能力的人当不了官，谁都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谁都知道要当上那官暗地里会发生和会干什么事情，但那都是有学术与人格尊严专家学者不愿意为的事情，也有真正具有水平的画家、学者潜心探索与研究不愿做官也是事实。所以，有不有权威？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即便是有，也鮮能服人。
我们再来谈谈那些所谓的“权威”机构。首先要强调指出的是，权威机构里的确有些具有学术水准的名人，但他是否谈得上有学术尊严就不一定了。因为像带国字头的学术机构与团体最大的“头”不是由专家学者认定或选举的，是由政府指派的，副职一大堆但都是有所谓“人脉”或这样“圈”那样“伙”的关系，即便能进去当成员，大多也因为某种利益关系，拼命挤进去的动机就是希望这机构那团体的光环能够关照他或给他那一般水平的作品渡上一层权威般的光辉……举个例子：前天我与油画家高小华、庞茂琨、批评家王林等人在《“素问”创意素描作品巡回展之重庆站》开幕式后讨论问题时，高小华先生谈及一事颇与我现在讨论的话题有关。冯远打电话要高小华参加第二次“重大题材”创作，因全国很多画家不主动参与，高小华给冯远提了三点建议，冯远认为很好予以采纳。哪三点呢？1、让自认为代表国家最高美术水平的国家画院画家参与，因为国家现在需要他们；2、让近十年经常参加“重大题材”的画家参与；3、留约三分之一的席位全国“海选”。最后“重大题材”创作任务完成，高小华以其扎实的绘画功底和学养出色地完成了重大题材命题中最抽象和最难以绘画形式表现的“周易”作品，且不论。我们注意一下，高小华特别反复几次强调了“自认为代表国家美术水平的国家画院画家”中的“自认为”三字的语气，带有明显的调侃意味。看看吧，这就是大众认知的“权威机构”和国字头画家在真正的专家学者眼里地位。从学者或画家的学术水准与人格尊严的角度思考，真正的学术权威，只要真有学术水准和维护学术纯粹公正的人格尊严，而且能够坚守“过普通人的日子，做有价值的事情”的真实的“权威”生活，无论他在什么位置，其专业水准和学术的权威性是能够得到广泛认知的。
不可否认，那些国字头的所谓权威机构和其成员，美朮学院及其拥有的报刋杂志、媒体资源、学报有权威性的使用权、传播权和引领性，拥有的信息量，其出版发表的文章和作品一般来讲水平也不低，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权威性。再权威的机构和学者、画家都是人，而且只有是具有高尚文化艺术精神境界和高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人才配称权威，美术领域里的权威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领导”，也不一定是“职称”，更不可能有“权威机构”的一锤定音，这是由艺术领域里美术学科的特性所决定的，任何装腔作势的机构或欺世盗名的所谓权威其暂时张狂表向后的虚脱后遗症暴露只是迟早问题。潘公凱介绍欧美史论界状况时说：“在欧美健康的学术环境下，美术史论研究基础上能保持非商业盈利的纯碎环境，欧美的美术史论家都有一个学术小圈子，每个人都遵守行内不成文的规则，不会轻易为经济利益改变自已的学术观点，或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赞许、吹捧”。
当下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健康、甚至畸形的原因很多，其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所谓国字头机构或央部直管的学术单位过份集权，有政策体制和一定的经济保障为支撑点,旗号响亮待遇优厚又占有笼断传媒出版、带政府意志的学术活动策划与组织权利和资源，且主要集中在北京。无形中便滋生了这些单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再加上部门优势，便形成了这些部门领导“自认为”其单位其个人地位拥有学术的最高权力、是某某学科的学术掌门人。要知道在当今中国这样的机构或单位里当上了掌门人，收的是大名大利，由于手持“权威机构”和“权威”领导的“尚方宝剑”，他们甚至还用以“收人”。此话窄一听有些恐怖，细细想来的确如此：怎么“收人”呢？中国画领域，从来就没有将“礼品画”或言客厅画与展览馆作品分开认知，深入人心的名人字画的概念里便有：只要是名人，不一定要有多高深的学术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常常听说的各行各业里有名的人(哪怕尖叫有名，喂猪有名)，只要他们能写能画，所留下的笔墨都可以叫名人字画。更不要说政府官员间互弄风雅，舞文弄墨者不在少数。再想想，国礼、省礼以及追求高端生活品质的各界人士需要的礼，只要是绘画，那肯定是找国字头“权威机构”里最“权威”的头儿用意准备。而且，在这样的礼尚往来中，与各种高官富翁交往频繁，友情递增(尽管多数高官、富翁根本不懂绘画水平的高低)，诸多事情也受到相互照应与庇护。所以，有搞头！有奔头！何乐而不为。甚至，在这样的风尚影响之下，全国有很多画家、学者经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更受不了冷漠，分别利用多种人脉关系、采取多种手段建立起关系，关系到位手段合适便被收编。本来还能保持一点学风正气的自尊与人格，本来还有一那么点的艺术个性追求，逐渐在拜门的规矩中遗失得干干净净，心甘情愿地当配角。李小山感叹陈平的一帮学生对其老师毫无节制的吹捧和贾又福的弟子们对老师的顶礼膜拜，一针见血言道要不是老师想做掌门人，便是其弟子们以造神的方式和手段为自己谋福利。这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撰文讨伐当时中国画“穷途末路”而引起强烈反应的学人，再看再评当代中国画时感叹：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连当时批评的对象如刘海粟、李可染“这等人物”也很难寻，并惊呼：中国画怎么就成了江湖？！
是不是与当今中国文化艺术语境下的学术混乱有关系呢？是不是中国画体系里诸如上述，那些自认为代表国家最高学术权威机构和集“各层次学术权威与领导”的体系和想法与行为是否过于囿于封闭自恋与盲目自大呢？其实当今中国文化艺术各行各业的作品，正如学人韩东所言：“中国没有高端作品，因为不能全神贯注。”因为在以获得生活福利为大多数奋斗目为追求的人看来，所谓书画，也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和书画水平高低和是否具有学术研究能力无关，谁占有权力和地位就是老大，就能名利双收，跟随这样的人也能沾光获利，何乐而不为？想想看，受这样的文化艺术价值取舍观念影响，举国上下，又有多少画家与学者能够全神贯注呢？又有几个画家具有真本事在自己的作品里从精神层面上展现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与反抗、爆发出个性突出，不同一般的艺术创造性呢？又有几个理论家或史论家能够在落漠与孤寂中撰写出体现学术公平的文章或评论呢？诚然，那些被簇拥立为掌门人的画家或理论家，在专业领域和学术领域里也有那么一些过人之处，也有德高望重的专家，他们也想做名副其实的权威。但如上所述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学术氛围中，学术的发展与权威的认定恐怕并不像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简单。
谈学木公平正义，肯定离不开学者个体人生价值观里有无奉献精神和高深艺术思想境界，并在其基础上坚持不破不立，继承创新，通过长时期研究探索寻找到的创造性力量，还能够将自己的艺术表现融入时代审美需要的潮流之中，让时间，让观众，让社会各界从方方面面去观察、去认识、去评判和认定其学术水平跟艺德人品。只有这样德艺双馨的画家与学者才配谈学术公平，才可以视为是“权威”，尽管这样的“权威”是个体的，是分散的并且十分具有个性特征的，是分散的，其多数是不戴官帽子的，是圈内外众多观众与读者自觉认定的，但恰恰“公平”的涵义往往只有在这样的层面上才能得到最真实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公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观者读者通过评判识别而享有的权利和自觉维护学术公平的正义的必然体现。就象当下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所引发的社会诸多负面现象那样，学术界的资源分配不均，学术上不负责仼的打胡乱说必定会引发出美术领域思想界更大的混乱与动荡，如果说想要做到学术公平，首先要重新审视实现这种公平的机制，或者说对现有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其核心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庞大而杂乱“权威机构”及其演生的“权威”的权力和权力的关系，当然这是双向的，一面是限制、规范和约束，另一面是维护和保障大众评判学术及其权威的权利。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开放以来，历经30来年，改革与发展关键词越来越聚交在公平正义，政府上层也越来越意识到在当前世风下，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领域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与作用，也积极采取手段和措施，我们殷切期待着。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