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过来人都有过跑腿送资料的经验。过去信息不发达，资料传送大都是依靠人工完成，要么是挤公交车，要么是骑自行车……总之，送资料是很件费劲的事情，不仅花费时间，也消耗体力。现在好了，互联网解决了这一切，足不出户，人们便可以将各种资料相互传递，既节约了时间，也省略了见面时的繁节缛礼。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是解放了人类，至少是带来了信息往来的诸多便捷。
不过，今天的便捷归今天的便捷，对于我，还是很有些留恋过去送资料的情形。也许是那种上门的方式，能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吧。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送资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迎来送往，人与人之间加深了印象，有了彼此的了解。说起来，我跟美术批评界的一些前辈相识相知，起先就是通过这样一种送资料的方式。这种零距离接触，使我超越了文本，而对具体的人有了具体的感知。那还是在我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为了推广自己的作品，我经常会托朋友介绍一些业内较为重要的批评家。像栗宪庭、易英、尹吉男等等，就都是通过朋友引荐，我以送资料的方式登门造访，相继得以认识的。尽管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直接受益，但通过跟他们的交往，尤其是他们接人待物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使我对批评家这个群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也由此构成了我后来从艺术创作转入艺术批评的契机。
我现在还记得我与栗宪庭的初次见面，在北京后海北官房胡同28号栗宪庭的旧宅，艺术家徐一晖带我去的，名义上就是送自己作品的照片资料。那时候，我跟徐一晖等人正在合作一起搞“艳俗艺术”，为了争取到更多批评家的支持，我们四处寻觅知音。我记得我们还给陈孝信、顾承峰、高岭、冷林等批评家们分别邮寄过作品资料，但大都石沉大海，没能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只有栗宪庭和邹跃进对我们的探索表现出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栗宪庭，得知我们一帮年轻人正在艺术上钻研新名堂，便约我们将作品资料汇总以后送给他。于是，我就这样跟着徐一晖、拐弯抹角地走进了栗宪庭家的客厅。
栗宪庭温良敦厚，为人和善，恪守“高标处世，低调做人”的原则，对慕名而来者，无论生和熟，都从不摆架子。我跟着徐一晖初次进入他的客厅，他便让出沙发给我们，自己则搬了个小马扎，隔桌与我们对坐。因其个子不高，马扎又低，坐在我们对面，栗宪庭比我们整整矮了好几头。这就是当年在美术界叱咤风云的人物，简直不可想象。不过，虽然栗宪庭人在低矮处，但底气很足，给人一种不失厚重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人物的分量吧，越是低调，越是深不可测。
通过那次送资料谋面之后，我和栗宪庭便熟悉了起来。后来，栗宪庭果然介入了“艳俗艺术”，成了我们的理论推手。那一时期，我和栗宪庭来往比较频繁，经常会在一起探讨艺术与人生问题。在我的印象中，栗宪庭是一位很好的听众，他不仅善于聆听别人的意见，也似乎很能揣摩别人的心思。这使得栗宪庭总是能够抓住问题的核心，要么不言，一言便成九鼎。
我还记得1994年底，艺术家邱志杰曾以一篇涉及观念艺术的文章震动了中国当代美术界，因为文章抽离了现实的指涉，将一些语言学的概念引入美术理论的范畴，让人觉得新颖前卫的同时又有些晦涩不明。栗宪庭也同样感到几许迷惑，但他没有对此沉默，更没有选择回避，而是主动请邱志杰到家里叙话，虚心听龋。当时我和徐一晖等几个朋友均都在场，目睹了栗宪庭的谦卑。孔子说过“不耻下问”，但是真正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虚怀若谷的又有几人？栗宪庭确实是我见过的少有的不矜不伐之人。我想，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美术界遂成大气，大概与他的城府是有着直接关系吧。
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栗宪庭以“重要的不是艺术”立足艺坛，为世所称道，其背后贯穿的似乎正是那些看穿了人生与世故的底蕴。
易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著名教授，多年来一直主掌着《世界美术》杂志，翻译过许多重要的西方现代艺术文献。过去我们对易英的好感，主要是因为他介绍过西方的波普艺术，而“艳俗艺术”作为中国的一种流行文化样式，与波普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艳俗艺术”的起事之初，我们便把易英视为了志趣相投的同道。不过，因为易英深入简出，长期宅居在学院里，与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浪荡子隔着厚厚的围墙，不太好接近。所以，起先我们并没有冒然去找他寻求支持。
我与易英谋面，是拐了个弯，利用的是同乡关系。易英和我都是湖南人，并且他在“文革”下放插队期间曾在我们那个市里的一个农场呆过，可以说，与我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正是基于此，我对认识易英一直是心生迫切。事有凑巧，在一次同乡安排的聚会上，我与易英不期而遇。当得知我正在尝试一种新的艺术样式之后，易英很感兴趣，并约我另找时间聊聊，看看作品资料。这样就有了我送资料到王府井老美院易英的旧居，有了接触他的机会。易英那时候住的房子并不大，但还是腾出了一间小屋做书房，里边有一面墙都是书架，上头摆满各色各样的书籍。那时候的易英就开始用电脑写作了，而我尚不清楚电脑这玩意儿怎么开和关。所以，易英留给我的印象是颇为超前的，与他的《世界美术》主编身份基本相附，均代表了与世界接轨的文化前沿。
初次登门拜访易英，我便领略了他的风彩。易英是个非常健谈的人，说话很有条理，也不失风趣，能够充分掌握谈话的艺术，控制聊天的节奏。我还记得他当时给我讲了许多我并不知晓的新鲜事，让我获益匪浅，他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向我抖露了一个“网络小说”的新概念，这在今天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但在那时候却还是个极其生疏的词汇，让人耳目一新……
其实，我跟易英的交往并不多，因为身份的差异，身处环境的不同，勉强凑合在一起，总是难以为继。所以，几次礼节性的拜访之后，我于易英处便几乎再也没有走动。不过，易英倒很实在，我们认识没多久，他便主动为我的艺术创作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易英的身价我知道，约稿无数，能够放下手中要紧的文章，百忙之中想起我这个小老乡，并主动为我撰文，表明了易英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不过，他的文章我从来没有用过，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文章虽好，却似乎与我并无多大关系。
易英在理论上提倡艺术的现实针对性，但骨子里却是个形式主义者。他传播波普艺术，与其说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不如说是源自对艺术史发展的理性认知。其实，易英内心推崇的还是文化精英与形式批评，这从他早年翻译《帕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一书可以大致看出轮廓。帕诺夫斯基专注于视觉符号的分析，发展出图像学理论，对后来的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易英过着深居简出的书斋生活，却能够对外面发生的美术思潮与艺术运动不断作出回应，依据的可能正是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方法。
回到易英为我撰写的那篇评论，文字是用电脑打印的，尽管没有任何收藏价值，但我至今仍还压在箱底。它是一段我从事艺术创作的回忆，也可以视为我与易英交往的一段历史凭证。
在众多美术批评家当中，只有尹吉男不是我主动联系的，而是他先约的我。那是在我们搞的“艳俗艺术”为世人所知以后，有一天，尹吉男的同事邹跃进告诉我，说尹吉男想要“艳俗艺术”的一些资料，叫我务必备好找个时间送给他。那时候，尹吉男的影响力早就跨出了美术界，他不仅为著名的人文杂志《读书》撰写艺术专栏，同时还担任大型人文期刊《东方》的艺术栏目主持。能够被这样一位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所欣赏，跑点路送资料又算得了什么！我欣然答应，并赶紧整理好“艳俗艺术”的全套资料，约定时间以后便连忙从北京西头的圆明园骑车向东边赶去……
那时候，中央美术学院已经由原来的校尉胡同搬到了现在的望京地区，一部分青年教师也陆续迁徙到了南湖渠的临时宿舍。尹吉男名气虽大，但仍属青年之例。所以，他也被安排在了南湖渠，成了南湖渠中央美院青年教师楼里的一位老资格。
我还记得尹吉男那时候是住二楼，邹跃进告诉我他家在右边。于是，我照邹跃进的嘱咐，爬上二楼，以尹吉男“独自叩门”的方式敲响了右边的房门。“进----”，里面传出话来。原来门没上锁，我轻轻一推，便开了；屋里没人，三面全是落地的书架，上面横的竖的，规规矩矩，整整齐齐，摞满了各色书籍。我愣了半晌，这是人家吗？怎么像个图书馆，只有书，却不见生活器皿？而人呢？开始的声音又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大约隔了二三分钟，突然，我才听到头顶之上有人说话：“坐吧！”我急忙扭头朝上看去，原来尹吉男正端坐在门口的一个梯子上，整理他家书架顶层的书籍。他叫我坐，可是哪里有凳子呀？我仍然站在原地发愣，尹吉男也依旧悬在高处不动。空气顿时灼热起来，我感到极为不适，只好主动攀话以缓解紧张气氛。我告诉他是来送资的，“哦----”， 尹吉男在高处应了一声，然后又是沉默无语……
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窘境，简直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段时间到底僵持了多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现在我只记得回过神来的那一刻，当我放下手中的资料，说了声还有事先走一步，匆匆忙忙逃离尹吉男的寓所之后，真是如释重负，有了一种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解放之感。我还记得，直到我出门，尹吉男始终没有走下梯子。他似乎很是迷恋着高处，誓以浩瀚的书海为家，让我不得不刮目相待，想起了不食人间烟火，想起了高处不胜寒。真不知道尹吉男将自己独锁于高处，是如何抵御严寒，又是如何以书代食的？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而过。当我今天回想过去，想起尹吉男高踞在云梯上的那一幕时，一个引亢高歌的理想主义时代，似乎就在那里定格成型，继而被今天的网络世界所覆盖，渐渐地成为了再也回不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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