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波
“十三峰草堂”，是伊秉绶题给桂岩的书斋号，题写时间是1815年，也就是伊秉绶生命的最后两年，在北京做河道通判的张赐宁（1743～1817后），字坤一，号桂岩，这时也寓居扬州，桂岩能诗，善画山水，人物，花鸟，墨竹，且与当时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齐名，纪昀深契重之，可见桂岩在当时的社会影响。题写书斋这种事，必先恭敬之，起码要对题写者某一方面折服之，才会发此愿（一般没有人主动要给别人题写的），何况桂岩年长伊秉绶十多岁，桂岩请伊秉绶来题写书斋名号，这也映衬出在碑学中兴的嘉道年间伊秉绶的学术地位。
桂岩祖籍河北沧州，做官应该不是他的本愿，起码官场不是春风得意，不然也不会寓居扬州。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清代的官场结构，学而优则仕，学问是根本，做官的都是有学问的，当然捐官的除外。“十三峰草堂”、“阅微草堂”……，此类归隐情结在当时很蔓延，不管是终南捷径还是别的什幺目的，总之书斋名号总是那幺熨贴本人，透着文人气息，保证不会有人叫什幺“墨缘堂”、“耕砚斋”之类现代书法家嗜好的名字，相信伊秉绶也不会给题的。
伊秉绶（1754～1815） 隶书 十三峰草堂
纸本 镜片 1815年作 168×42.5cm
说明：张赐宁上款。
单从字面看，“十三峰草堂”这几个字，极难处理，常人写峰字定做上下结构，此幅左右并列，也透露出伊书的特别之处——大势纵横，小局谨慎。一根根如房梁大木的笔划，纵横满纸，有序并不呆板，草字并峰字的九笔竖画，避让有姿，顾盼生情。以极具颜鲁公笔意的行书题跋，不但增强了对比，也对作品空间做了有序的梳理，节奏的反差极大，但对比强烈，气象高古。
伊秉绶的隶书在笔划上与传统汉隶有很大的不同，他省去了汉隶横画的一波三折，代之以粗细变化甚少的平直笔划；汉隶的扁平结体在他手上也不复存在，只剩下粗木搭房般的笨拙造型。这种变异取决于书写的目的。传统汉碑如礼器，如曹全，作为庙堂刻记之用。总体规整，（西汉的摩崖石刻如杨淮表，如石门，原因摩崖的起伏，会有出人意料的空间，人工天然各占一半。）作为厅堂观赏之用的隶书（有点类似现代的展厅效果），必须重新调整结构空间，乃至形成自己的风格。书法的风格取决于人的风格，可想而知伊秉绶是一个重大局，极有原则的人。
伊秉绶出身于“九卿世家”。其父伊朝栋，通程朱理学，“居贫实乐”，干隆二十四年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在刑曹十八年，累迁至光禄寺卿。伊秉绶幼承家学，长大后从阴承方游，获闻乡先进士李光地、蔡世远诸论，讲求立身行己之学”。受到朱硅，纪昀的器重。他“颇究性命之学，不傍门户，屏谢声色，每食必具蔬曰：‘借以请君心耳’。伊秉绶入仕途后，为官清廉，不畏权势，“总办秋审甚久，狱无冤、滞，多所平反。因为他勤于政事，秉公执法，“大吏屡以重狱委之”。他特别痛恨豪强凌辱寡妇的罪犯，往往“立擒惩之，以抚节义”。从这些记载来看，他是受儒学教育深得群众爱戴的一个好官。
他重教育，倡修学堂，建丰湖书院以课诸生，来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且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后来他为了平民变，请兵督战，触怒总督，被“以失察教匪罪论处，谪戍军台”。事前，又曾因博罗县一个已判绞罪的犯人越狱而被革职，只因“士民吁留，令随军办事。”这对伊秉绶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却也牵动着千百颗民众之心。恰好新任总督倭什布来巡抚惠州，士民数百千冒死哭于途中，讼秉绶冤状。使秉绶得以无罪释放。从这里看出伊秉绶是一位极重原则的人。所以他的书风渊源于此。
伊秉绶的隶书从汉碑中摄取神理，用笔劲健沉着，结体充实宽博，气势雄浑，格调高雅。伊氏自己总结为：“方正、奇肆、姿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于腕下……”。他用篆书的笔法来写隶书，字字铺满，四面撑足，梁章钜评其字“愈大愈好”。沙孟海先生在其《近三百年的书学》中也言：伊秉绶的作品无体不佳，一落笔就和别人家分出仙凡的界限来；除去篆书不是他常写的外，其余色色都比邓石如境界来得高。可见伊秉绶对后世的开山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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