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安莉
王翚（1632～1717），初字象文，后易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又号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江苏常熟人。少时拜同里张珂为师，后被王鉴、王时敏相继收为弟子。王翚功力全面、画艺超绝，在当时饮誉南北，张庚着《国朝画征录》时直接称其为“画圣”。清初“四王”从王时敏生（1592年，明万历二年），至王翬逝（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其间一百二十六年，遭逢了明清易代和进入康熙盛世。周亮工着《读画录》称王翬为“百年以来，第一人也”，足以见其地位。王翚甚为清廷皇室推崇。康熙三十年（1691年），六十岁的他由宋骏业、王掞推荐，入京参与《康熙南巡图》的制作。告竣后，获皇太子胤礽接见，并赐手书“山水清晖”四字。这成为其“清晖主人”之号的由来。
“四王”的笔墨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在总的艺术风格上均与明末董其昌一脉相承，并且逐步将“仿”的艺术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仿作”对于中国画的传统起到了极大的继承作用，其性深厚，其味浓郁。王翚对古画的鉴赏、临摹功力极深，宋代以来许多失传的古画，借其临摹得以传世。恽南田曾在跋其临黄公望《富春图》时，高度评价他的摹古水平能与原作相媲美，“直可与之并传”。王翬生平“仿古”之作颇多，它们不仅是其探求画学的基本途径，也是其实现自身创作价值的独特方式。王时敏就曾评价说：“仿古之奇妙，不徒尚其形似，而直抉其精髓，即唐宋元季诸家复起，定拜下风。”当然，王翬在仿作与原作之间时常保留出自由的空间，诚如他自己所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他的这种态度，与董其昌所谓巨然、黄公望、倪瓒皆学董源，“而各各不相似”，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在“仿古”的基础上，王翬形成了“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出自《清晖画跋》）的画学理念。而正是其关于集大成的鲜明见解，使之在“四王”中占有了非比寻常的理论位置。将仿古之作集成册页，显然具有一种综合之美。王翬的《小中现大册》、《卧游图册》都是此类作品的经典。恽南田曾在王翬的《卧游图册》上高度评价其仿古是“自五代、南北宋以迄元明，凡诸明贤遗迹，随意规摹，如镜写形，如灯写影……盖溯流穷源，独契灵匠，驱百氏子指下，摄万象于毫端，天下之能事毕矣。”
王翬（1632～1717） 仿古册
设色纸本·水墨纸本 册页（共十二页） 18×9.5cm×12
说明：汤敬跻、蒋棻、吴湖帆题跋，顾文彬、吴湖帆、童月莲旧藏，吴湖帆题签。
王翬的这一套《仿古册》是其倣宋、元各位大家所作。模仿对象包括宋之惠崇、燕文贵、许龙湫、郭熙，元之赵孟頫、高克恭、徐幼文、王蒙。着名书画鉴定家吴湖帆先生根据其中仿王蒙的一帧图上所钤“王翬之印”，鉴识出这套仿古册页为王翬四十岁以前所作。事实上，从清顺治十四年（1657）蒋棻题跋留下的“丁酉初秋”款识，我们可以推测这套册页或为他二十六岁前后的作品。早在1651年，年仅二十岁的王翬就受到王鉴赏识，大约一年之后，王鉴将其推荐给王时敏。王时敏大为其技艺惊叹和折服，遂将王翬安置在自己位于太仓西郊的乡间别墅“西田”里，倾其家藏古画，供其研习临摹，还以保护者身份将其引见给其他知名收藏家。于是，王翬在王鉴和王时敏的指导下创作生活将近二十年（前者卒于1677年，后者卒于1680年），逐渐深得古人精髓。而这套《仿古册》正是这位摹古高手在这段时期内的作品。
近现代的江南地区是“四王”书画流散与聚集的重镇。因此，诸如吴湖帆、庞莱臣、顾文彬等近现代收藏大家有甚多机会得到“四王”的精品。王翬的这套《仿古册》即曾经过顾文彬（1811～1889）、吴湖帆（1894～1968）收藏，极具代表性。1957年国庆节，吴湖帆与继室顾抱真将此套册页持赠女弟子童月莲，留下跋文，此年恰为蒋棻于清代题跋的整整三百年后。童月莲乃民国才女，1923出生于浙江慈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先后拜唐云、吴湖帆、张大千为师，为梅景书屋和大风堂入室弟子，40年代曾参加女子书画会的活动，并参加全国第一次美展，以及大千门人师生展。
我们如今再见王翬传世之作，得以一窥张庚所说“画有南北宗，至石谷而合焉”（出自《国朝画征录》）的风貌。而王翬仿作甚至还有医疗功效，王时敏曾通过把玩其仿王蒙的《溪山红树图》治愈了咳嗽，就像宋代词人秦观当年借助王维《辋川图》治病一样。王时敏言：“石谷此图虽仿山樵，而用笔措思全以右丞为宗，故风骨高奇，迥出山樵规格之外。春晓过娄，携以见示……余时方苦咳嗽，得此饱玩累日，霍霍然失病所在，始知昔人檄愈头风良不虚也。”如今我们或许可将王翬这套精美可人的《仿古册》当作“枕中秘”，把玩之中，实现宗炳所说的“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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