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春明
中国画讲究“留白”的艺术，这是创作和欣赏中国画的常识。然而，在这种常识的背后，却深含着哲学的意蕴。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在分析魏晋哲学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他以《庄子》作为中国艺术理想的哲学背景，解释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应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如此，画的线条和色彩也是如此。”冯氏之言，确实指出了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的妙处——借用南宋严沧浪论诗之语，即所谓“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我们以实证的方法，在中国传统画史上，寻找一位画家来印证冯氏的高论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处，那首先让人想到的便是明末的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是明朝南昌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1644年明朝灭亡，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清军突破山海关、定鼎中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一统天下的少数民族政权。作为前代王孙的朱耷，自然在这种家国之变中难免性命之虞，所以他随即便携家流亡，辗转颠沛，避居于南昌城西40里之外的新建县洪崖山中。清顺治五年（1648），萧然削发为僧；顺治十年（1653）正式于进贤介冈灯社，拜曹洞宗传人释弘敏为师，从此栖隐禅林近三十年之久。至康熙十九年（1680）55岁时，忽然癫狂发作，裂服还俗。病愈后蓄发谋妻，清贫自守，卖画为生。晚境颇为凄凉。
八大山人（1626～1705） 鱼
水墨纸本 立轴 1694年作
104×47.5cm
出版：
1.《明末四僧选辑（十）》P2，半岛中国书画出版社，1968年。
2.《八大山人书画集（上册）》P4，香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
3.《八大山人全集》P15，艺术图书公司，1974年。
4.《八大山人及其艺术》p15，艺术图书公司，1974年。
5.《Pa Ta Shan Jen》P76，SWINDON BOOK COMPANY，1974年。
6.《八大山人书画集》P160，东京堂出版，1975年。
7.《八大石涛书画集》P76，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984年。
刊载：《茶杂志》创刊号P124，华艺文化。
着录： 《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P173，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
八大山人此轴所画《鱼》，完成于1694年68岁时，正是其晚年心绪的意象化写照，亦堪称中国画“留白”艺术的佳例。具体而言，作者于画面向上三分之一、略偏左处，仅仅以水墨画鱼一条，其余除了留题处外，皆不着一笔，可谓惜墨如金。这在构图上，比较与天津博物馆所藏《河上花》之类的水墨荷花笔墨酣畅、尽情挥洒的构图，一为至简，一则至繁，二者可谓反其道而行之，可以体会到八大在经营位置上的达乎通变的造诣。当我们不妨将这幅立轴挂起来观赏时，彷彿一条失群的游鱼在澄明的水中兀兀而行，由留白处理而来的虚实相生的妙处顿时而生。
就画法而言，一幅画物象与空间有虚实，物象本身也有虚实。作者以湿墨滃淡鱼背、鱼尾，靠水墨自身渗化入纸，体现出鱼的自然质感。鱼腹则以淡墨笔勾出轮廓，其余留白，鱼眼以深墨点之，尖嘴冷眼，生出一种悠悠的情绪。
作者以鱼为题材，而鱼在上述所说《庄子》中，也是一种具有深刻意蕴的自然意象。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借鱼而言的这种哲学思辨，在后来被转化为一种隐逸回归自然的修辞。显然，博学如八大山人，肯定知道庄、惠这段“鱼之乐”的辩论，但是他身世难言，既然濠梁之乐不可企及，何妨不以之而鸣不平呢？
画中鱼作冷眼之状，显然是八大平生遭际的一种自我观照，其题诗曰：“到此偏怜憔悴人，缘何花下两三旬。定昆明在鱼儿放，木芍药开金马春。”八大多用此诗题所画游鱼图，意思隐晦。其中，“定昆明”盖典出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因请求将长安县西南的昆明池赐给她，中宗不同意，于是她找民夫自凿定昆池之事。“金马”指汉代宫门金马门，系学士待诏之处，后常用以代指朝廷。显然，形神憔悴的画家在寄托一种渺茫的理想，家国身世之感流露于笔端。
此轴题诗之书法，乃八大行草之典型风格，用笔圆劲，结体斜侧，章法参差。乍观之下，形若飘零之秋叶自空中纷纷下落，视觉上形成一种巧妙的平衡感觉，暗示出游鱼之所处之留白乃澄明之水，空而不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妙、“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含蓄之美，至此便体现无遗。又此轴曾经徐邦达《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着录，并屡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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