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芽几乎每段爱情都走向了婚姻

    周春芽，著名艺术家，现居成都。以创作“绿狗”系列和“桃花”系列闻名。自2008年胡润艺术榜发布至今，除2011年外，周春芽一直保持着前10的名次。2013年，周春芽以4.7亿元的总成交额成为当年的中国最贵在世艺术家。
    周春芽还热心关注社会，他在体制内身份也很有意思，逃不脱一个”副“字：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成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成都画院副院长。
    先庸俗地从谢丁的这篇报道中挑了些小零食出来：
    “做人要做到位。”他说，“狗日的。”——讲四川话时，这是他的口头禅。“狗日的，画画太累了。”
    他几乎每段爱情都走向了婚姻，他咬牙说：“他妈的这就是我的弱点。”但这次他很高兴，因为新娘肚子里已怀了他的孩子。
    在政府的官僚体系内，周春芽很快成为“官最大”的一个艺术家。他是成都美协的副主席。
    周春芽也清楚地知道他在体制内的位置——永远是副职。领导们不会放心让他担任正职，但又需要他这么一个年轻温和的当代艺术家形象。
    周春芽其实根本没把北京当回事。“你放眼到全世界看，和纽约、巴黎相比，北京算什么呢？”他对我说，“从国外回来后，已不觉得北京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逃出桃花源
    文 谢丁
    1、
    周春芽正抓紧时间画桃花。从中午开始，他推掉了所有活动和邀约，拿出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工作。墙上有两幅桃花，一幅已经完工，另一幅几乎还是空白。这是三月底的一个周日。五天后，他还安排了一趟关岛高尔夫之旅。他想在出发之前完成这幅作品。为此他得赶着画。
    这两幅画是笔欠债，欠了好几年，买主是个比利时收藏家。当年买得很便宜，如今价格翻了好多倍，但周春芽照样得一笔一刷认真画。他早收了人家钱，“做人要做到位。”他说，“狗日的。”——讲四川话时，这是他的口头禅。“狗日的，画画太累了。”
    排队等他画的人很多。一等就是几年，也很正常。春节后，刘嘉玲来这里取走了一幅桃花。周春芽说，刘嘉玲是个性情中人，真是漂亮，有成熟女人的味道。她只等了一年。中国的收藏家喜欢和画家打交道，交朋友，仿佛这样才觉得踏实。工作室就是周春芽招待这些人的地方，他的客厅，他的书房，但这儿真是个乱糟糟的空间。
    在成都三圣乡的蓝顶艺术区，周春芽的工作室也许是最乱的一个。它有半个篮球场大，却堆满了“杂物”。大型木箱子、木板，纸盒、颜料和布料，全都挤在房中央，像个仓库。有个角落摆着他喜欢的军事模型，其中一个坦克还入了他的画。有面墙挂着他年轻时的历史，是些素描和照片。有一整面墙是落地窗，光线好，他就在窗边画画。旁边就是他小小的会客中心：两条沙发，一个茶几，一台电视。屋子里还立着一个狗雕塑，像是从他《绿狗》系列里蹦出来的。一条名叫“哈兔”的真实的罗威那母犬，常常温柔地在客人中间走来走去。
    但这么一个杂乱无章的空间，却是成都当代艺术圈最有影响力的客厅。坐在这儿的人，可能是政府官员、民间收藏家、媒体记者、知名艺术家，也可能是那些刚刚进入这个圈子，正试图在艺术或市场上寻求一席之地的年轻人。他们都能在周春芽身上找到各自需要的东西。好几年来，他几乎来者不拒。人们一说起周春芽，都说他真是个热心人。
    也许是对外界太过于热心，他对家庭却有一种麻木的冷淡，好像天生的不敏感。他责备自己不常去看母亲。女儿当初留学日本时，他也从未去看过，连电话都很少打。他和女人谈恋爱，刚开始也会去看电影，但结婚后，他每天都忙于各种应酬，回家就想玩游戏机。日子久了，一切都淡了。所以他也常离婚。“你看我的房间，根本不像个家。”他说，“我整个生活就围绕工作室打转。”
    但在这个圈子，周春芽却是出了名的有女人缘——女儿说，他就是个毕加索。就在上周58岁生日的那天，他刚刚结了第四次婚。对女人来说，他也有不同于别人的男性魅力。他个子高大，却有一张孩子气的脸。他的温柔和率真都是爱情利器。多年来，他几乎每段爱情都走向了婚姻，他咬牙说：“他妈的这就是我的弱点。”但这次他很高兴，因为新娘肚子里已怀了他的孩子。他笑道，打高尔夫让身体变好了。他从前年开始这项运动，一下就着了迷，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去球场打两个小时。
    这天下午，他仍抽空打了电话，预订了第二天清晨的高尔夫球场。在那里，球童们都叫他“周总”。高尔夫渗透了他整个生活。以前他爱穿路易威登和爱马仕，如今几乎只穿高尔夫品牌的服装。客厅里也摆了好几套球具。电视里是高尔夫球赛的直播，信号时断时续。这是一个安静的午后，他全身套一件迷彩围裙，左手拿一张照片（他在上海近郊照的桃花），右手握一支画刷，不时回过头，和我聊几句四川话。工作室太大，他每说一句，房子就回音一句。他说，现在本应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但时间总也不够。
    “一个月顶多画一、两幅。”他叹了口气，“狗日的，今天得熬夜了。”
    2、
    在成都，周春芽可能是最有名的当代艺术家。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比如张晓刚、叶永青，都已离开四川，只有他固执地驻守在这里。另外一个留下来的画家何多苓，在圈内也享有盛名，但他们二人性格不同，在外界的形象也有所差别。何多苓是一头扎进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只偶尔抬头张望一下。但周春芽广交朋友，他随和的个性和热心肠，使他多年来一直处于成都当代艺术圈的中心。
    他们几个都是四川美术学院77级的同学。1981年，周春芽以《藏族新一代》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但那时他的光芒被罗中立的《父亲》所掩盖。那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萌芽期。他后来常说，时代的烙印可能是他们那一代人最大的“财富”。在成都画院工作的周春芽和何多苓，成为许多年轻画家的偶像。郭伟曾回忆那时他常带着画，去画院找他们帮忙看看。如今，郭伟的工作室就在周春芽的隔壁。
    1986年，周春芽前往德国留学。那可能是他人生中最穷的日子，感到金钱的重要性。但他也从广阔的外部世界中了解到当代艺术的多种可能。德国的生活，给他带来了反观中国传统的视角，也让他意识到，就全世界视野而言，北京和成都的区别其实没那么大。1989年1月，他返回中国，已打算在成都生根。那时他已结婚，并有了第一个孩子。
    火车从北京开往成都时，一大批四川艺术家正在另一趟火车上，去北京参加栗宪庭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他们一定是在秦岭附近交错而过。在成都，只剩下何多苓给他接了风。他那时就想在家慢慢思考，以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但紧随而来的一场运动让他充满了失望的情绪，整整一年他没有画画。1990年，周春芽离了婚。再次打起精神时，他有了新想法，说要尝试去推动当代艺术在成都的发展。以当时的环境，他能想到的办法，只能从体制内开始干。
    在政府的官僚体系内，周春芽很快成为“官最大”的一个艺术家。他是成都美协的副主席。虽然何多苓从年龄上是大哥，但周春芽显然更热衷于参与到人际交往中。他也更适合。朋友们都说他性格温和，从不吵架。有艺术家从外地来成都，总是他负责张罗接待。
    1993年，美协主办了“中国经验展”。周春芽第一次拿出了《树的系列》。画面里的树枝张牙舞爪，怪诞压抑。展览前，他把这些画给美协的领导看，这种以山水和石头为主的传统题材，让他们感到放心。但开幕式的头天晚上，领导发现被骗了。除了周春芽的画，其他大多数画都超出了领导的底线，比如叶永青的装置艺术。美协的主席很生气，但又能说什么？周春芽和他们是朋友，思想虽激进，但人还不错。他们似乎很难和他发生直接冲突。
    周春芽也清楚地知道他在体制内的位置——永远是副职。领导们不会放心让他担任正职，但又需要他这么一个年轻温和的当代艺术家形象。他说：“政府里也不是一个好人没有，你得慢慢去说服他们。”他认为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他愿意，也乐于去成为一名当代艺术的说客。
    在体制外，艺术市场也正在悄然兴起。台湾的画廊老板开始在成都寻找投资机会。许多画家都被一个叫林明哲的台湾人代理。他对周春芽说，“你随便画，画了我都要。”周春芽那时在家作画，但他想要个更大的工作室。1994年，周春芽看上了玉林小区的沙子堰。虽然四周全是菜地，但也有几套为数不多的大板房，屋子是开间，没有隔断，45平米正适合画家。他向林明哲预支了三十多万，买下一套作为工作室。
    沙子堰可能是成都第一个艺术家群居地。除了周春芽，何多苓和张晓刚也买下一间工作室。随后，来了十几个年轻艺术家。郭伟还记得，那时他们上午作画，下午便到附近的小酒馆喝茶聊天。那是一段辉煌的创作期。张晓刚画出了《大家庭》，周春芽也开始创作《绿狗》系列。1996年，中国美术馆搞了一次四川油画大展，由四川美协主办。周春芽几乎把四川所有的当代艺术家都找到了。
    周春芽的目标正一步步实现。整个九十年代，他凭借体制内的身份，在四川举办了多次当代艺术展览。那也是当时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画被更多人看见，找周春芽是个不错的选择。似乎在无形之中，他已成了许多艺术家心中的老大哥。
    “虽然我是体制内的人，但他们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说，“他们信任我。”
    3、
    即便是今天，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当代艺术仍不是主流。但成都是个例外。
    2000年，体育老师郑德龙突然开始画画。他那年24岁，之前从未有过画画的经验。他后来说，那就像个出口，有人沉迷于音乐，有人喜欢写作，他只是巧合地选择了画画。他总觉得，人们除了现实生活，总得还有一个不能清楚描述的精神生活。他在家做了个架子，每天晚上画五个小时。在写字台玻璃底下，压着几张从《南方周末》上剪下来的画。他只是觉得好玩，其中一张是周春芽的《绿狗》。但他那时甚至不知道周春芽是谁。
    仅仅两年后，郑德龙的画就开始在圈子内流传了。他常去成都西门附近和画画的朋友们交流。2003年，上海一个画廊到成都选画，看中了郑德龙。他迅速签了约。那年某一天，他在一个展览上初次见到周春芽。他也是第一次听到周春芽对当代艺术的发言。从展场出来后，郑德龙上了车，和他们一起去刚刚成立的蓝顶艺术区。
    蓝顶是周春芽和几个艺术家刚刚发现的新地方。那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聚集到沙子堰，房子早已不够出租。他们想寻找一个类似北京宋庄的地方，一个更大的艺术区。武侯区簇桥乡有处千余平米的废弃厂房，大家都觉得不错。首先入驻的是周春芽、郭伟，赵能智和杨冕。“蓝顶”取自厂房的蓝色铁皮屋顶。周春芽说，名字无所谓，关键是要大伙把这里做起来。
    在周春芽的捷达车上，郑德龙告诉他自己已签约。“那很好啊。”周春芽说，“年轻艺术家就应该多画画，多和画廊交流。”随后他们很久没再见面。一年后，郑德龙也搬到了蓝顶。他和一个朋友合租了一间厂房，各在一头画。很快他就意识到，进了蓝顶，才算真正进入到成都的当代艺术圈。
    蓝顶那时已有50多个艺术家，分为五个区。每个区成立时，大家都要一起办个“宴会”。艺术家自己做饭，在工作室门口摆几个桌椅，站成一圈瞎聊。每诞生一个新区，周春芽就去那里的工作室转转，喝茶聊天。有一次，他知道郑德龙正在筹备个展，建议他干脆辞掉体育老师的工作。那是一种需要谨慎的提议，因为年轻画家总是朝不保夕。但周春芽似乎对蓝顶满怀信心。
    在郑德龙看来，周春芽几乎已是蓝顶默认的大哥。“谁对这个圈子贡献最大？是不用说的。”他认为，一个画家受人尊重，必须人品和画品兼具。他记得周春芽曾替癌症画家办展览筹钱，还救助过一个白血病女孩。每次出现类似的事情，总需要有个人起头。“我们好多人是站在外面的。”他说，“必须有一个更有号召力的人，才能一呼百应。”而那人总是周春芽。
    对周春芽来说，艺术的氛围很重要。他说，仅凭一两个艺术家，很难改变一个城市。要形成一种力量，必须有一群人。他希望蓝顶最终能拥有这种影响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一系列的宣传扩散。有段时间，他经常接受记者的采访。在成都的媒体圈，人们都说周春芽是最容易相处的艺术家。
    2004年，深圳美术馆举办了以蓝顶为主题的《居住在成都》邀请展。第二年，“居住在成都”开始成为一个概念，在新加坡和成都本地都举行了展览。蓝顶迅速名声大噪。
    但此时周春芽在个人生活上突然面临一个选择。他交了个女朋友。“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漂亮，性生活也不错。”像他所有的爱情一样，他那时已打算结婚，并准备为她离开成都。他甚至已在北京寻找工作室。有次他刚卖了一幅画，拿着仅有的存款六万块钱，说带她出国玩。但那女孩却瞧不起周春芽，嫌他钱少。“其实她太心急。”他后来说，“再等一两年就好了。”但那时谁能想到，艺术市场的拐点那么快就来了。
    4、
    钱一直是个问题。早在德国留学时，周春芽就意识到生存的焦虑。当他回到成都画院，有个德国教授还经常在信封里给他邮寄德国马克。他的薪水不高不低，但他却总是需要更多钱。比如买工作室，谈恋爱，甚至出国参观，收集画画的素材，都需要钱。况且，他还是个赌博狂。
    周春芽说，赌博就跟吸毒一样，上了瘾无法根除。最严重的一次是1997年，他把之前赚的钱全都输光了，不得不赊钱用。他还给自己找了借口：“当代艺术家都爱赌，爱赌的人都是有才能的人。”有一次，当我们谈到此事，他笑着说，“你看我们这一代人，整个人生不就是赌吗？”
    也许真如此，而且他们的运气似乎不错。2006年3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张晓刚的《大家庭:同志第120号》以97万美元的高价被一位新加坡藏家买走。它毫无预兆地标志着中国艺术市场的爆发。所有人都说，这世界疯了吗？那年6月，周春芽画于1992年的一幅《山石图》在上海拍卖出440万人民币。但和那些最“疯”的艺术家相比，周春芽似乎仍显平淡了些。不过，挣大钱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是个令人兴奋的信号，好像一夜之间就可能彻底改变生活。谈论当代艺术，几乎就等于在谈论金钱。在成都，蓝顶艺术区的吸引力暴增。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奔赴蓝顶，因为那里意味着机会。而对于蓝顶的艺术家来说，北京却意味着更多的机会。许多人打算离开成都，去北京寻找工作室。但周春芽谨慎地注视着这一切。
    他说，北京无非是两种机会。一个是学术，展览多。另一个是市场，卖画的机会多。周春芽认为这两者都能在成都实现——但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他告诉那些向往北京的年轻艺术家，“成都的生活这么便宜，生存压力很小，而在北京，有可能只是房租就能把你打垮，到最后，你根本没有精力画画了。”但对于和他关系更近的朋友们，他无法劝说——“万一说错了？怎么办？”
    2007年，郭伟、杨冕、罗发辉都去了北京。成都仿佛又只剩下了周春芽和何多苓。“如果不去，总感觉不对。”罗发辉说，“但去了之后，感觉也是不对。”他在北京呆了三年，几乎一直在玩。他形容那是一种浮躁的氛围，进入创作状态似乎总是很难。最后，他们全都回到了成都。
    周春芽其实根本没把北京当回事。“你放眼到全世界看，和纽约、巴黎相比，北京算什么呢？”他对我说，“从国外回来后，已不觉得北京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对自己持有充分的自信。他记得有次和张晓刚聊天，谈到移民问题。张晓刚说，如果移民去新加坡，以后人家会叫你“新加坡艺术家”——“真不好听。”
    周春芽此时也敏锐地认识到，艺术市场的爆发已改变了整个中国艺术的格局。经济的自由和独立，让许多人不用再依靠体制。各种活动和展览已完全能从市场中诞生。事实上从蓝顶开始，周春芽已很少参与体制内的事情。他和美协的领导仍是朋友，虽然来往已不多，但他依然是体制内官员最信任的一个艺术家。
    有一次，周春芽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批评了成都的美术馆：“它更像是展览馆。收藏、教育和学术，这三个功能都没有。”文章见报后，他接到了成都高新区领导的电话。那是他一个多年的老朋友。领导说，十年前你就提过此事，现在我们有钱了，你说怎么办？周春芽提议修新的美术馆。2011年，成都当代美术馆成立开馆。
    周春芽温和而带有建设性的批评，似乎赢得了政府的好感。自他多年前从德国回到成都后，他其实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形象——他相信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就批评而言，他只说具体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你可以选择不说。”他告诉我，“但如果你说出来，一定要是真话。”2009年，周春芽捐资发起的五彩基金（旨在帮助汶川地震的受灾儿童），为他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名声。在这一公共意义上，和他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相比，周春芽已自觉的走得更远。
    这或许也部分解释了周春芽在艺术市场的地位。金融危机后，当其他艺术家的拍卖价格起伏不定时，他却奇迹般地保持着稳定。他自己认为，可能是中国收藏家的崛起帮了他的忙。他们喜欢他的风格，一种更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味道。但某种程度上，周春芽仿佛站到了一个节骨眼，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无论他是否有意，他刚好满足了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种形象——无论你属于哪个阶层，你也许都会喜欢他。
    5、
    一个周六的傍晚，我们和周春芽散步在三圣乡的荷塘月色。这里是成都郊区的一个乡村旅游景点。2009年，周春芽和朋友们把工作室搬到此地，竖起了蓝顶当代艺术基地的牌子。以前的老蓝顶因为污染，已逐渐消失。
    新蓝顶是个更加庞大的区域。最外围的一圈是公寓楼，住着那些刚进入这个圈子的年轻艺术家，房租很便宜。往里，是一座座小型的二层砖楼，虽然空间不大，却有独立的工作室。再往里，则是整齐的别墅群，有院子和宽敞明亮的工作室。而在整个社区的最核心处，是那些最初迁至此地的艺术家的房子，也是那里最漂亮的院落。周春芽和何多苓又成了邻居。
    周春芽说，新蓝顶的艺术家是梯形的。那就像按照某种权力进行的排位，而这权力是艺术市场的结果。最初入驻的十四个艺术家，只可能是当时名声最盛，而且经济实力充足的人。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张晓刚。他当初没赶上第一批，如今只能在不远处的别墅群买下一栋。但他把自己的别墅染成了黄色，在夜幕下仍是最显眼。
    我们前往附近的一个农家乐吃饭。忙了一天，周春芽看起来很疲倦。但他仍然一路说笑，大声喊着服务员，别给他王老吉，要加多宝。因为汶川地震捐款一事，四川人对加多宝情有独钟。周春芽对酒精过敏，也不抽烟，他只固执于这件事。但服务员告诉他，这里只有王老吉。他尴尬地瞪了瞪眼，用普通话说，那干脆喝花生奶——我仿佛看见他硬生生地咽下了“狗日的”这句四川话。
    那天晚上，周春芽几乎无话不谈。除了爱情上的某些段落，他似乎已没有秘密。他说有些话，死了都不能说，因为那些女人还活着，不能伤害她们。他也谈到自己的身不由己，有时总觉得他好像不再属于自己，被整个社会链条绑住了。有那么一刻，他突然流露出对目前所有这些事情的厌倦感。他说，做了那么多事，可能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这些都留不下来啊。一个艺术家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作品本身。我说，至少美术馆还在。“美术馆只是个房子，房子是会垮的。”他叹道，“不过，现在想退也退不出来了。”
    那时，天色已黑。蚊子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