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听途说”正解——王峰的“佛”喻艺术与当代观念

    不知什么时候，王峰与“佛”结上了不解之缘，决定以“佛”为母题，开始了自己的当代艺术实验与探索之路，以此来激发和挑战自己艺术创作思维与观念的极限。就我所知，王峰至少醉心于此道已经接近十年，也曾经在大学毕业那年做了个展，算是给自己的追求作了一个小结。如今冬去春来，几度春秋几度风雨，很快又要研究生毕业了，但是，他也并没有跳出三界外，却还在五行中，而且还更有感觉，常常思如潮涌。看来，王峰与此道缘分不浅，还要继续前行。

    我把王峰的艺术之路称之为“道听途说”，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对此成语作一正解，才能自圆其说。在我看来，只有守住一道并执着于此道，我们才有心于问道，才有机会闻道，进而不断悟道以致得道，最后达到道之贯通，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人之师，进而引领众生以说道。当然，历史地看，真正能够成就此道之人其实并不多。但是，这却是人类文化给芸芸众生所设立的修身目标。因此，与其说以得道为最高目的，不如以在途中修行、悟道为快事。也许我的这一所谓“道听途说”之正解，看上去有点望文生义之嫌，也与中国的成语标准释义相违背，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的思想更为自由，而这种理解也正吻合一种本于东方却流行于西方的当代人文思想，即过程哲学。在我看来，过程哲学的要义主要在于“过程即价值”。王峰把自己所专注的艺术之道全然当作一个人生旅途的过程，他更加在意于过程中的自我开示与自我成长，在渐修中不断顿悟。 

    王峰并不是一个佛教信徒，而是一个标准的当代学院艺术青年。当然，他对于佛教或者佛学有多少认知，这我是不知道的。但是，他却能够以一种文化的敏锐与艺术的直觉，选择以“佛”为喻来从事自己的艺术创作，把“佛”予以图像化处理，并不断进行诠释与演绎，将作品的意图直指人心且逼问良知。我不知道他心中是否有佛，但用佛学的眼光来看肯定是充满佛性，因此，他敢于把宗教净修之所的崇高之“佛”抛入世俗社会，让“佛”脱离其肃穆的宗教语境，走向浮华的世间。我想，这应该不是对佛教的亵渎，也不是对佛祖的蔑视，而是一种真正的解脱以及解脱之后的大无畏精神的显现，并以此获得当下的自我觉醒，从而恢复一个真正的现代自我。

    作为80后的王峰，对于自我所处的当下文化语境有着自觉的反思。虽然自身的艺术学习是在相对学院化的教育背景中成长，却对当代艺术有着更多的思考。就艺术本体而言，我们虽然不能刻意去区分主流与当代的价值高低，但是，作为一个时代青年，对于当下时代感受以及应有的精神冲动无论如何是需要肯定。甚至恰好正是这一点，使得王峰显示出难能可贵的时代品格。王峰一心关注中国当代艺术，也执着于自己的当代艺术探索，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多少有些鱼龙混杂，真正有原创性价值的当代艺术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对于西方当代艺术的模仿与中国符号的挪用，缺乏个人的真诚与文化的智慧。

    因此，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当代艺术，这是值得中国当代艺术家与艺术学者深思的问题，我想，至少不能以所谓国际认同与商业成功为标志。在我看来，除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使得在社会学意义上，西方当代艺术可以给我们提供批判的视角与启发外，在反思现代后现代文明与西方文化思想的根源上，西方实际上在不断向东方靠拢，甚至可以说，西方的现代艺术之路以及后现代抑或当代艺术，无不是受着东方思维的启动。就西方现代艺术史而言，塞尚的意义不过是打破了古典绘画固定视点的僵化观念，摆脱了犬儒主义式的客观模拟，将绘画的主动权交给了主体的理性。毕加索则将这一理性能量彻底释放，充分展现了人类的艺术创造力。杜尚的意义则完全属于东方，俨然一副中国禅学的做派，他的现成品特别是那个命名为“泉”的小便器不过是对西方文化的一次禅学棒喝。波依斯的装神弄鬼也不过是利用了萨满教的通灵术，至于其扩展的艺术概念以及社会雕塑也只不过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一次隐喻转换。从现代到后现代，西方艺术的发展虽然纷繁复杂却也脉络清晰，而在思维的本质上不过是一次次向东方的接近。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超越理性与逻辑，走向东方式的玄辩与妙悟，似乎是西方文化几个世纪来所致力的思想目标。

    这样看来，王峰的当代艺术实验与探索倒是显示出更多的东方悟性，甚至他径直以呵佛骂祖的方式直接切入当下生存处境，让东方的佛学智慧直接闪光，从而照耀自己，也照亮世界。我想，这应该就是王峰的当代观念。

    以此为王峰的当代艺术探索展作“道听途说”正解。

    周功华 中央美院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