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到不朽的事业中获得永生

    乍听起来，我的观点近似"新左派"言论，其实不然。我们这个时代复制不了上世纪人文泰斗鲁迅和林语堂，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与文化毋须批判，毋须重构(鲁迅与林语堂不同的价值取向)。 几代人的积贫积弱，近乎百分之七十文盲，呼唤各路精英刷新时世，更新中国。只可惜了革命往往是革命者取代了被革命者的地位，一切照旧。于是，人们更倾向于推崇人格与法律地位改善的改良运动，而不是风行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所谓拨乱反正和打倒一切。      我们想象中的人格尊严是建立在公义和道德基础上的，由此确立法律内涵并由自由的思想加以实践。实际情况却是，农业社会仅存的宗族公义和小农(熟人化)道德，来到现如今不伦不类的威权资本主义体制，便丧失怡尽了。法制被顶层政治绑架。无论农民工族群还是"二代化"新贵，人格庸俗化和公义道德缺失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那么，人格庸俗道义缺失的社会底色究竟如何涂抹而成的呢？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潮源于马克思对血腥的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反思;列宁则顺势幻想了一个取消政治多元的社会乌托邦体制，竟也一蹴而就。后来，斯大林主义主导的国家建立了许多一如今日朝鲜的政治"乐园"。它们多半缺少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也没来得及等到中产阶层的发育一一多数人诉求的权力合法性。在土地与政治资源反复赠与和剥夺中，人们处于惊恐与麻木的循环往复 。不负责任、公义与道德沦陷的社会底线渐渐形成。                         

    在既践踏"礼、义、廉、耻"道统，又对宗教伦理不屑的国度，不得不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民教育是何等的失败。值得庆幸的是，大家仍在痛斥堕落，针砭时弊，并感到没有人能置身世外。人类有过无数牍身自救的履历，比如摩西率众犹太人走出埃及，战后德国对社会伦理的反省与重建…那么，时下的我们能做此什么呢？          我认为，垂死的～～就让它渐渐死去吧。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世界和祖先留给我们的共同遗产:真、善、美。在此基点上去寻求所谓不朽的事业。  [第一次发文]               

    真、善、美无疑是路人皆知的好东西。至少假、恶、丑横行时大家更加渴望真、善、美的回归。

    以前人们在三者中更注重对"真"的追求，这是对的。今天的人们为善之知为善之举仅限于焚香拜神或小施薄予。眼下的社会风气和文化语镜更加注重对"美"的投入与表现。这种割裂了真与善的美，实际上是在亵渎美。"真"的要旨为求知;"善"的灵魂是仁义;"美"的内涵源自对生命和大千世界的爱。

    人类探求经验之真、科学之真的勇气和冲动与生俱来。但犹如核技术之"真”没有了"善"的围栏时，便会恶如猛兽。所以，当"真"回归到"器"的层面时也要加以约束。"善"则主要是心灵的辅陈。"善"被物化后也要有围栏拢着，否则也会事与愿违。推而论之，“美"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真"和"善"形而下的诠释，是对”丑"的直接鞭挞;是人们如何造"器"，如何用"物"的心灵指南。

    只有真善美是毋须強推、永不过时的。那些惧权谋、贪私利的人最经不起真善美的检验。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角力，恰恰就是人格养成过程中这种二律背反的较量，亦即天使与魔鬼的胜负对决。经济社会背景决定了人格教科书的编纂。如前文所述，国民教育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社会腐败和人格崩溃。贪官、假药遍布，谎言、套话漫延，正好警示了一旦社会正义与公平退缩，天下就是假恶丑为所欲为的魔窟。

    我们要努力摆脱这样的人间梦魇。笔者曾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那时的学校教育是干净的。后来从事工业设计的社会服务二十年，发觉比较干净的社会渐行渐远。带着某种失望，笔者放弃了为之倾力的教育与设计事业，隐身于自觉纯洁的艺术创作之中，逃避成了唯一的选择。今天，我看到了不朽事业的雏形一一回到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我的艺术技能练就于荒谬的七十年代;我对设计学启蒙式的贡献止于抄袭横行、商业掠夺的前十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超越真善美(事业) 而对笔者更有吸引力的了。 

    我这岁数的人初谙世事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疯狂荒谬的文革风云俘虏了年青的心。日日夜夜手握画笔搞批判赞斗士，竟把美术基础和创作练得滚瓜烂熟，还频频参展得奖。高中毕业被推向海边的农场做起了农民，两年后再被推入高校大门又当起了“七七级” 大学生，那是一个六神无主的年代。敬仰导师是因为他们学贯中西;投身艺术是因为那是第二生命;迷醉于晦涩文论的阅读是因为妄想知识改造中国…叔本华、尼采、朱光潜、让.保罗.萨特、维特根斯坦、潘光旦、费孝通…  在这样的背景里初步养成了我们的集体人格:一种普世皆的,不可动摇的，对真善美的执着信仰。时至今日，笔者仍然庆幸当年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格建构。

    八十年初期，社会思潮的主流是挣脱架锁呐喊改革，是一个人性混沌初开，政治走向激荡与动乱的年代。农民松绑，混哥下海，读书人走出书斋纷纷打起了酱油。 在两波学潮之后的八O末期，陈腐的教条体制借尸还魂，空气中弥漫着忽左忽右的政治阴霾， 桎梏心灵的,抹杀真善美的说教卷土重来…   [第二次发文]     

    笔者就是在那个年代受命建设工业设计学科的。逃离政治迷瘴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把玩学问。工业设计学科就是在工业化社会里寻求生产和生活的解决方案。可是，那时的中国能称得上工业化了吗？不能。然而上海勉强可以。上海曾领先远东各地步入了“半工业化" 社会，从制造业的崛起到消费主义的萌生，都有骄人的记录，所以最早进行工业设计学科建设和专业实践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上海真的准备好了吗？当时的三所大学和上海工业发展基金会开始行动了，但发育不良的市场和技术工艺贫乏的厂商却还在沉睡… 

    新学科发展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魅力领袖的推波助澜，华东理工的陈敏垣教授(当时的校长)就是其中一位。陈校长领导的理工科院系几乎囊括我国工业体系的全部技术门类，但却没有一个涉及人机界面、产品美学和研究商业化体系的。不过，理工学科的求真务实精神正是设计学科所必须的          求真的原动力是好奇，务实则是求真的归宿。这本来就是大学精神，但工业设计在应用层面过于宽泛，大有无所不包的伪科学之虞。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年组成的学科从业人员都很"夹生"一一基础课程一头是搞美术的，专业课程那一头却是搞结构、材料或工艺的，互不衔接也不买账，好比艺用解剖客串了医学解剖，怎么看都不正经。而真正面向消费和市场研究的师资与课程一个也不好找。陈校长一方面放手让我去做，另一方面他正使劲要把华东理工(当时的华东化工学院)向综合大学方向拧。在建设工业设计(系)的同一阶段，成立了数学、理论物理和文化研究所。笔着隐约感到春芽萌动的气息:工业设计正成长于校内多学科群里，十分幸运。工业设计非常关注与运用科技的力量，与此同时，工业设计更应该树立人文精神并培植独立的审美价值。校外的市场与商业氛围也日趋浓厚，这从学科外部传递了新能量。在八十年代末与世纪之交，这样的局面是弥足珍贵的。然而陈校长另起炉灶的学科路子遭到了不少传统优势学科的反对。有人祭出化工院校的"民粹"传统进行抵制。陈校长于是便问我:“我们能否用锣鼓声压倒嗡嗡声呢？”

    (笔者昨天转发《如何纪念我》一文后，大部分微友沉默了。也有少数挚友勇敢地应和了，我很高兴。此文同样反映了我对死亡的态度:即人如何面对现世肉体的消逝，并努力从不朽的事业中获得永生。)    

    20多年前华东理工面向改革进行新学科拓展，究竟要让哪些人高兴、哪些人获益呢？为什么这些改革后来都夭折了呢？到头来嗡嗡声还是压倒了锣鼓声。明明是全体成员都受益的事业，缘何阻力重重？原因有二，首先是利益的远与近，多数人急功近利;第二是头脑，没有远见的人就近乎没有头脑。最终，陈校长放弃了学校那摊子事儿，我也放弃了。

    要重拾事业，先要武装头脑。读点哲学，做点案例分析，东走走西看看，这样就有思想积累了。笔者起初做了澳门卫视VI项目，后来竟由己方变成了甲方，担当起广告与企划部的要职;到东瀛充当访问学者，竟被宫崎清教授感动，也将地域(社区)文化重建当作终身的事业来做。

    要重拾事业，还得要有一颗美丽的心。没有这样的心，徒有蛮力，徒有心机，好事也败坏。在高贵的诗歌字里行间，在美妙的音乐旋律里，在大好河山的游历中…你会发现，自己虽然微不足道，但因为你的读解，你的融入，你就成了美的一部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