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绍骅对中国画的认知、创作、发展的浅识（系列）论文 4-3

二、中国人物画

中国古代人物画对于人物的描绘，不仅仅是满足外形的肖似，而是更着重人物性格与内心世界的揭示，即所谓的传神。例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运用神话题材，通过梦幻境界，先描写洛神的面貌；画家把一篇神话题材的诗篇以绘画的手法重现，可谓是高水平的作品。五代人物画的杰作——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其他如明代“写真”代表作——曾鲸的《张卿子像》，作者在传统肖像画法强调“墨骨”和“传神”的基础上，融合西洋画法创造了更重墨染和体积感的“凹凸法”，为中国传统肖像画开辟了新路子。画中描写了杭州名医张卿子的肖像，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这位医学家不求名利、和善坦荡的神态风貌。还有画法洗练纵逸的简笔人物或写意画。后者的代表作以梁楷的《李白行吟图》最为典型。寥寥数笔就把大诗人李白那种才华横溢的风度神韵，刻画得十分传神，真可谓笔简意赅。除了对人物面部用细笔小心描绘以外，其余从头发到大袍，直至双脚，那是大笔挥扫，仿佛倍手拈来，随意涂点，漫不经心一般。从笔迹来看，笔酣墨畅，行笔如飞。特别是衣服的描绘，大概只用了四笔。这幅画把李白那种刚刚“月下独酌”后站立起来，满怀诗情正要吟诵的生动姿态，勾画得微妙微肖，毫无雕琢造作的痕迹。梁楷所摄取的这个瞬间，是何等典型，所用的笔墨，又是何等洗炼。可以说，这幅画是我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 “减笔画”之一。
 《人物御龙帛画》又名 《驭龙图》。这是1973年清理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遗址时发现的又一幅战国帛画。画面正中描绘一高冠蓄须男子，侧身直立，腰佩长剑，衣衫飘动，精神抖擞地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龙形似舟，昂首向前，龙尾部站着一只白鹭；龙的身下有鲤鱼。人物头顶正中画有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画中男子为墓主人。作品主题也是表现“升天”，不过不是由龙凤引导，而是由墓主人驾驭飞龙升天。画中人、龙和鱼都向左行进，与向右飘动的人物衣衫、手执的缰绳以及舆盖上的三条飘带，构成画面上极强的动感，很好地表达出人物乘龙迎风挺进的意境，希望墓主人的灵魂快速进入天国。墓主人的侧面肖像，更具写实特征，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当时屈原的诗句：“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乐舞百戏图》一九七一年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图绘于东汉晚期。画面中央绘有一建鼓，两侧各有一人执桴擂击。左边是乐队伴奏，弄丸表演者同时飞掷五个弹丸；飞剑者跳跃着将剑抛向空中；舞轮者立在踏鼓上将车轮抛动；倒提者在四重叠案上倒立；童技是最惊险的节目，一人仰卧地上，手擎樟木，樟头安横木，中间骑一人，横木两侧各一人，作反弓倒挂状；画面上部，一男子与一执飘带的女子正翩翩起舞。表演者都赤膊，束髻，肩臂绕红带，动作优美、矫健。在图的左上方观赏者，居中一人似为庄园主，正和宾客边饮酒边观看乐舞杂耍的表演。《乐舞百戏图》构图处理为罗列式，反映出中国早期绘画的观念。以建鼓为中心安排人物的构图位置，将观者放置于上角，在余下大面积中尽情描绘场中乐舞杂耍之人，只描写其意而不事雕琢。设色鲜艳，以红为主，间以黑、棕色，透露出天真质朴的气质。表现出作者稚拙的艺术思维和熟练的绘画技巧。其制作技术一般是先用石灰抹壁并打磨成洁白的“素壁”以便描绘。绘画只用单线描轮廓或直接设色渲染，大部分是先设色，后勾勒。色与线不求吻合，带有随意的形式。所用颜色均为矿物原料，着色艳丽。汉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早期发展阶段，该图虽在造型能力和表现手法上仍显幼稚，就其自身所处时代而言，绘者已经凭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借有限的手段，充分表现出舞耍者各自的动态特征，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动人场面。 《乐舞百戏图》无疑是汉代壁画小的精品之一。


《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梁 张僧繇（唐 梁令瓒摹）
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绢本设色，纵27.5厘米，横489.7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本图绘五星二十八宿神形象。五星即金、木、水、火、土星。二十八宿最初是古人为比较日、月、五星的的运动而选择的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测时的标志。此图绘想象中的星宿形象，现仅存五星和十二宿图。推测此图当为原作之上卷。每星、宿一图，或作女像，或作老人，或作少年，或兽首人身。每图前有篆书说明。卷首题有隶书“奉义郎龙州别驾集贤院待制仍太史梁令瓒□”。人物用游丝描，细劲秀逸，匀洁流畅，设色古雅精微，图中的牛、马等动物形亦生动传神，画风谨严。图中太白星神、风星神的形象，脸部修长，尚存南朝人物画的遗风，可能据时代更早的底本传摹所致。本图亦被题为梁张僧繇所作。据明清人著录记载，当时流传时代较早，内容相同的同名画卷不止一本。卷中钤有“宣和殿宝”和双龙玺，可知曾藏于宋宣和内府，清中期为安岐所藏，清末归完颜景贤，后流入日本。《图绘宝鉴》、《平生壮观》、《大观录》、《墨缘汇观》著录。


《洛神赋图》作者：顾恺之（348— 409东晋时期）绢本设色，长572。8㎝，宽27。1㎝。
《洛神赋图》根据曹植著名的《洛神赋》而作，为顾恺之传世精品，此图卷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运用神话题材，通过梦幻境界，先描写洛神的面貌，姿态和装束，而后写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把洛神多情的性格刻画的十分突出。最后写到由于“人神子道殊”，洛神含恨赠珰而去，给诗人留下失意追恋的心情，有容厚的悲剧色彩，艺术魅力很强。画家把一篇神话题材的诗篇以绘画的手法重现，可谓是高水平的作品。
此图画出洛神凌波微步的美丽身姿，表露她“若往若还”的矛盾心态。奇异神兽具有强烈的神话气氛和浪漫主义色彩。手法写实。线条简练飘逸，色彩典雅鲜丽。整个画面环境富于装饰性：画卷开首展现出，在暮色苍茫中，曹植与侍从们站立在洛水之滨遥望滔滔河水。他寄予着苦恋美丽的洛水女神，渐渐出现在平静的水面。洛神模糊的身影昭示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形容洛神在水上飘忽往来的情景。仿佛见到思念已久的洛神，远处凌波而来的洛神，衣带飘逸，动态委婉从容，目光凝注，表现出关切、迟疑的神情。二人的思念之情溢于卷面，令人感动。
下一幅画面中，曹植依然站在岸边，表情凝滞地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那梳着高高云髻和被风扬起的衣带，使水波上的洛神犹如飘飘欲仙来自天界。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的情怀。整个画卷洛神与曹植一再碰面，日久情深。无奈之下缠绵悱恻的洛神，最终驾着六龙云车，在云端中渐渐远去。“文鱼警乘”，“玉鸾偕逝”，“水禽翔卫”，旌旗飞扬，形成画卷的最高潮，这场诗人的梦幻，经过画家的妙笔，把人们引进了神话世界。  
卷末画曹植回到岸上，坐于洛水之畔，终日思念，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这其中哭笑不能，欲前还止的深情令人心动感人肺腑。这是画中最为感人的一段描绘。渐渐离去的洛神回过头来，凝神幽思地望着曹植，表情是那么地万般无奈，似带有深重的哀怨和叹息；而曹植则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的侍从也都默默地站着，连同周围的草木也一动不动，似乎曹植是无动于衷，然而透过他那平视的眼神，分明表现出一种“相见争如不见，多情还似无情”的落寞心态，周围的寂静烘托出他的孤独和无奈。画中两人“凭君莫语伤心事，尽在含睛不语中”。

顾恺之(345-406)，字长康，昆陵人，诗文书画皆能。画风细劲柔和，笔墨连绵不缀，有“游丝描”之称。此画是以曹植的《洛神赋》为蓝本创作的。此长卷采用连环画的形式，随着环境的变化让曹植和洛神重复出现。从开头描写平静的水面上出现飘飘若仙、含情脉脉的洛神，似来又去与曹植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之中。后几段画洛神在云间遨游，或与曹植在一起游赏。最后画洛神驾六龙云车而去，曹植坐舟追寻。此画用色凝重古朴，具有工笔重彩画的特色。山水树石均用线勾勒，而无皴擦，与画史所记载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时代风格相吻合。
 
《八十七神仙图》吴道子绢本水墨 292×30厘米 徐悲鸿博物馆藏
吴道子“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曾学书于张旭、贺知章，在画史上久负盛名、有“百氏画圣”之称。他的作品以宗教题材为最多，在长安、洛阳两京寺观所作壁画就有三百余间，卷轴画亦不少，被称为“吴家样”，但早已失传，而摹本很多，北宋米芾说：“伪吴生见三百本，余白首止见四轴，直笔也”，分别为苏轼、王防、周种和赵令穰所藏。今天，我们只能依据现有摹本和史料及流派传衍，对“吴家样”进行研究。吴道子画的人物，“早年行笔言细，中年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方圆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其传彩行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带当风。” 《八十七神仙图》人物动态、神情各异，活灵活现。堪称“以形写神”和离时于空的一大杰作。八十七神仙图是我国美术史上极其罕见的经典传世之作，代表了中国古代白描绘画的最高水平，其艺术魅力堪与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比肩。画上有87个神仙从天而降，列队行进，姿态丰盈而优美。潘天寿曾评论此画：“全以人物的衣袖飘带、衣纹皱褶、旌旗流苏等等的墨线，交错回旋达成一种和谐的意趣与行走的动，使人感到各种乐器都在发出一种和谐音乐，在空中悠扬一般。”大千观赏此卷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与唐壁画同风，“非唐人不能为”。徐悲鸿还在画上加盖了“悲鸿生命”的印章。当代国画家张瑞根说：唐代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图》，应是有残缺的作品，因为在道家中，八是最高的数字，因此，画作应是八十八或一百零八，而不会是八十七。而且，自古以来，都会画五岳代表中华，但这神仙图只画了三岳，故应是有些部分缺失了。他说，这张画作应是吴道子绘于永乐宫壁画的草稿，但单看稿子已看到其白描线条很精采。张瑞根又往往从临摹名画的题字中，了解到画作的流传故事。如《八十七神仙图》在宋代流入民间，被宫廷画家李公麟在民间看到，原本被人当废纸，李公麟出价两条金条买，贪婪的老板见状便不肯卖，要五条金条才肯卖，令李公麟要用官威才能成功买下来。到近代，该画又流入民间，被画家徐悲鸿在琉璃厂发现，徐悲鸿几乎又借又赊地筹措金钱把画作买下来，放在家中其后却失窃了，后来这幅画被发现在香港市场出现，徐悲鸿再几乎倾家荡产把画买下来，因此该画可说是徐悲鸿的命根子。他还邀请了张大千、齐白石等在画作上题字。　


《簪花仕女图》唐·周昉  卷，绢本，设色，纵：46厘米，横：180厘米。
《簪花仕女图》， 该图是贵族妇女的生活写照。这幅画上共绘就6位丰颊厚体的贵妇，她们打扮艳丽入时，云髻高耸，顶戴的折枝花朵皆不相同，脸上又晕染娥眉，衣饰华丽，身着低胸长裙，外罩薄纱，显出半透明的质感，是中晚唐以后典型的贵妇形象。贵妇的脸上、手上罩染的白粉，千年而下，仍然给人肤若凝脂、粉妆玉琢的细腻感觉。尤其是纱衣透体和肌肉丰腴的描绘，表现了画家勾线、赋色的高超技巧。全画光彩照人，仕女们神态安闲，或戏犬、或漫步、或赏花、或拈蝶，在庭院中闲散地消磨着时光。本卷右起首处，一名贵妇手执拂尘，与左侧妇人一同戏狗，动作轻柔，曼妙生姿。其余则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慵懒神色，仿佛即便是再有趣的东西也不会引起她们的兴致。她们虽然形体丰肥，但从其垂弧的肩颈和纤细的手腕看，仍可显出贵族妇女柔弱的风致。在这颇为连贯的场面中，画家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她们雍容华贵的仪态。画面变化虽然不大：，但富有生活情味。正如北宋苏轼《周昉画美人歌》所云：“深宫美人百不知，饮酒食肉事游戏。”这正是《簪花仕女图》卷的绝妙写照，一个个贵妇虽装扮得花团锦簇，有浓丽丰肥之态，但仍掩饰不住精神生活的空虚和她们幽怨、郁闷的情绪。全图分为四段，分别描写妇女们采花、看花、漫步和戏犬的情形。人物线条简劲圆浑而有力，设色浓艳富贵而不俗。此卷传为周昉真迹，一说系晚唐之作，亦有论作五代画迹。作者画四嫔妃和两侍女，作逗犬、执扇、持花、弄蝶之状，以主大从小的方式突出主要人物，这是中古时期人物画常用的表现手法。画中的犬、鹤和辛夷花表明了人物活动是在春意盎然的宫苑。全图的构图采取平铺列绘的方式，卷首与卷尾中的宫女均作回首顾盼宠物的姿态，将通卷的人物活动收拢归一。宫女们的纱衣长裙和花髻是当时的盛装，高髻时兴上簪大牡丹，下插茉莉花，在黑发的衬托下，显得雅洁、明丽。人物的描法以游丝描为主，行笔轻细柔媚，匀力平和，特别是在色彩的辅佐下成功地展示出纱罗和肌肤的质感。画家在手臂上的轻纱敷染淡色，深于露肤而淡于纱，恰到好处地再现了滑如凝脂的肌肤和透明的薄纱，传达出柔和、恬静的美感。


《步辇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线条流利纯熟，富有表现力，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
《步辇图》是以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唐  阎立本《步辇图》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在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作者煞费苦心地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作者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北齐校书图》杨子华（宋人摹本） 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据宋代黄庭坚《画记》、黄伯思《东观食话》等书记载，《北齐校书图》是宋摹本残卷，据画卷题跋，原为杨子华所画，唐代画家阎立本再稿。画中所记录的是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人刊校五经诸史的故事。画面有三组人物，居中的是坐在榻上的四位士大夫，或展卷沉思，或执笔书写，或欲离席，或挽留者，神情生动，细节描写也很精微，旁边站立服侍的女侍也表现得各具情致。此画用笔细劲流畅，设色简朴优美，画风虽难免受宋人影响，但与北齐娄睿墓壁画画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韩熙载夜宴图》（绢本，宽28。7厘米，长335。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无疑是中国古代情节性绘画的杰作，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时期官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何许人也？他原为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出身官宦名门，南投南唐后屡献国策却不被信用，面临北宋大兵压境，苟延残喘的后主李煜想用他为相，自知回天无力的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天天欢宴，夜夜声色，藉此表示对于政治了无兴趣。李后主闻听后派出画家顾闳中和周文矩夜入韩府了解实情，画家以韩熙载夜宴的场景默画成图，李后主看后，唏嘘之余，也只有发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慨叹了。
画图故事欣赏：
琵琶声起，江南寂静的夜被铮然拨动，夜宴开始了。转轴拨弦三两声，声声如诉，连湿润的空气似乎都凝结了，所有的人都在凝神倾听，沉湎在悠扬的琵琶曲里——这是韩熙载的夜宴。此时，他斜坐于榻上，头戴黑色峨冠，手自然地松弛下垂。满室的宾客或坐或立，都在倾听歌伎弹奏琵琶，面前的几案上，酒樽斟满，果盘堆尖，但人们只陶醉于琵琶女指端流出的美妙曲调，心有旁骛的大概只有韩熙载，他知道客人里多了两位不请自到的宫廷画家顾闳中和周文矩，他何尝不明白后主李煜身边的二位画师来此的目的？
春花秋月何时了？且把满怀愁绪付于一江春水。接下来是观舞的时刻，韩熙载干脆脱去外衣，抖擞精神，上前为舞女击鼓，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一位客人拍手打板，淡绿衫裙的女子翩翩起舞，旁边还有一位女子击节叫好。一位僧人专注地看着韩熙载击鼓，对身边的舞女似乎视而不见。在这个热闹而奢华的场景里，每个人的表情姿势，都随着舞蹈的节律，呈现着内心的情绪流动。
热闹到了巅峰，人的身心就会涌出些倦意。韩熙载放下鼓槌，坐到内室的卧榻上，五个女子簇拥身边，韩熙载心不在焉地任凭侍女为他洗手、擦脸，对榻上三位女侍的私语也置若罔闻。旁边还有两位侍女，一位托着茶点，另一位拿来了琵琶和笙箫。夜色已深，火烛燃烧近半，夜宴也进行到中间了。卧榻之上的韩熙载似乎看到了窗外的阑珊夜色，同样一轮圆月，可曾照亮北方疆土？算了算了，与其心忧天下，不如醉生梦死，夜夜笙歌。
炎热难耐的韩熙载干脆脱去外衣，袒露胸膛坐在椅子上，执扇驱热，自顾与眼前的婢女说话。中间的五位女子则坐成一列，参差婀娜，笙箫合奏出的曲子，悠扬动听，客人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屏风前后，一位男客和一位女子正调情言笑——画面中隐约可闻悦耳的丝竹清音。再难舍的欢宴也总是要结束的，宾客们有的准备离去了，有的还眷眷地与女伎们谈心调笑，韩熙载一手举在胸前示意，另一手紧握鼓槌，似乎意犹未尽，要通宵达旦的样子。卷尾处，一女子作泣别状，一男子揽腰柔情哄劝——画面戛然而止。
夜宴曲终人散，而历史上的那个瞬间却以图画的形式留存下来，经年累月成为经典。这幅画以时间为序，分为五段，间以屏风巧妙分隔，既相互独立又情景相连，整幅画卷交织着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像一支节奏抑扬顿挫的曲子，时而静若天籁，时而动如战鼓，起伏跌宕的情节变化就在乐曲中渐次展开了。情节和境遇都是为人物而设的，你看画面上林林总总的人物，形象统一而又随夜宴的进程而形态各异，尤其是主人韩熙载，在画面上出现五次，高大伟岸，器宇不凡，但始终紧缩的眉头、数次脱衣又穿衣的举动，透露了他焦灼燥热、忧心如焚的心境。奢靡浮华的夜宴背后，隐含着的是无奈和颓唐。如果把这幅画和《簪花仕女图》对比来看就会发现，画面上的女子已不再丰腴，身段已经是清秀玲珑了，衣饰也不再是繁缛华贵而是简单实用。毕竟，那个气象万千的大唐已经远去了。
也许，历史就是一出时刻上演着的盛宴吧，人物走上走下，场景变来变去，而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江山还是那个江山。韩熙载远去了，李煜也远去了，人在历史的长河里是渺小的，不管你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而《韩熙载夜宴图》留了下来，文化的流传总是潺湲有序的。真该感谢顾闳中，他用细润而圆劲的线条、浓淡适宜的敷色刻画出的人物，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历史的画卷，让我们开卷有益，闭卷沉思。


《罗汉图》宋 刘松年 绢本设色 纵117。2厘米 横56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又题《猿猴献果图》，为《十六罗汉图》(现仅存三幅)之一。作品虽取自佛教题材，实际上已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画中的罗汉双手相交，伏在一横斜树枝上作沉思状。此形象已不同于早期怪异的西域特征，更接近现实的世俗生活。罗汉注视着眼前两只温顺的小鹿。树上有两只活泼的猿猴在摘果子，树下一清秀文雅的小和尚正双袖合抱去接其中一只猿猴扔下的果子。这种极富生活情趣的描写，也淡化了作品的宗教气氛。画中罗汉与小和尚的僧袍僧衣的用色在多样变化中求得协调和谐。

刘松年（约1155-1218）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于清波门，故有刘清波之号，清波门又有一名为“暗门”，故其俗称为“暗门刘”。 画学李唐，画风笔精墨妙，山水画风格继承董源、巨然，清丽严谨，着色妍丽典雅，常画西湖，多写茂林修竹，山明水秀之西湖胜景；因题材多园林小景，人称“小景山水”。张丑诗云：“西湖风景松年写，秀色于今尚可餐；不似浣花图醉叟，数峰眉黛落齐纨。”所作屋宇，界画工整。兼精人物，所画人物神情生动，衣褶清劲，精妙入微。作品题材广泛，既有反映社会不平的，如《风雪运粮图》；松年也是位爱国画家，拥护抗金，反对投降，曾苦心孤诣画《便桥会盟图》，希望统治者效法唐太宗战胜强敌突厥，而不要效法唐高祖之逃跑投降政策；他还画《中兴四将图》，表彰岳飞、韩世忠等民族英雄之伟绩。后人把他与李唐、马远、夏圭合称为“南宋四大家”。

《听阮图》南宋 李嵩  绢本设色 104。5×177。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园中高木奇石，枝叶掩映翁郁，树下士人持拂闲坐于榻上，左腿盘起，聆听拨阮演乐并赏古玩。旁有仪态娇美仕女，焚香、拈花、持扇随侍。人物线条流畅，绘法近似明代画家杜蓳、唐寅。床面为藤编软屉，透气适合炎夏使用；床榻上置有直搭脑交椅式躺椅，没有腿足，供坐时后背依靠的调节式活动支架，一般适合在床上或席上使用。榻前方形香几有束腰、直腿、下为如意足、托泥。此方几造型与床榻成组用以承放香炉。

李嵩（1166―1243）钱塘（今杭州）人。人少木工，颇远绳墨。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光、宁理三朝（1190―1264）画院待诏。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尤长于界画。李嵩画过许多表现下层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把劳动人民的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来描绘，这在中国古代美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绘画题材丰富多彩，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吃喝到娱乐、从仙山到龙宫、从历史到现实均在画中有所反映，所作有精工鲜丽之院体画，如《明皇斗鸡图》、《花篮图》；有白描淡色之风俗画，如《货郎图》；也有水墨渲染之山水画，如《西湖图》等。传世作品有嘉定四年（1211）作《货郎图》卷、《花篮图》页、《骷髅幻戏图》藏故宫博物院；《西湖图》卷藏上海博物馆；《听阮图》、《夜月看湖图》等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太白行吟图》南宋 梁楷 纸本墨笔 81．2*30．4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南宋著名画家梁楷笔下的《李白行吟图》，虽无落款，但使人一眼就认出他卿是李白。 这是画家梁楷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力所获得的．艺术效果：寥寥数笔就把“诗仙”那种纵酒飘逸、才思横溢的风度神韵，勾画得惟妙惟肖。画家不拘泥于琐末细节，而是突出诗人的性格特征，选取最能反映诗人精神状态和思想情绪的瞬间动作，加以概略的描绘。除了对人物面部用细笔小心描绘以外，其余从头发到大袍，直至双脚，都是大笔挥扫，仿佛信手拈来，随意涂点，漫不经心一般。从笔迹来看，笔酣墨畅，行笔如飞。虽是逸笔草草，却言简意赅，以一当十，毫无雕琢造作之气。人物神韵的体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衣服的描绘，大概只用了四笔。人物画自梁楷一变后，从传神进入写意的层次，得意而忘形，画家的精神创造获得更大的空间。这幅画把李白那种刚刚“月下独酌”后站立起来，满怀诗情正要吟诵的生动姿态，勾画得微妙微肖，毫无雕琢造作的痕迹。梁楷所摄取的这个瞬间，是何等典型，所用的笔墨，又是何等洗炼。数百年来，多少人对它赞叹不已。可以说，这幅画是我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减笔画”之一。为普遍的，然而以梁楷最为突出。他甚至运用‘泼墨”作画，放弃了历来以线条为描绘的主要方法，而用粗阔的笔势和有浓淡的水墨，不多几笔就刷出了衣服折叠的形态，简直是一种奇特的表现。因为这种画法，不适宜于慢，而需要依靠一种气势，既不可事先打稿子，下笔的时候，更不容有所迟疑。它奔放而有法度，阔略而能传神。这种画法，当然不是随意涂鸦，乱画一气，或者仅仅是水墨情趣的无意识玩弄，而仍然要求应物象形、以形写神，甚至更讲究概括力和精神气质的表达，即所谓“意在笔先，笔周意内”。他的泼墨画法的代表作，现在还可以看到的便是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泼墨仙人》了。象《李白行吟图》与《泼墨仙人》这样的减笔画作品，在历来的画派中，可说是最突出的，因此可以说梁楷开创了减笔人物画的先河。
 

《晋文公复国图》
李唐（1066—1150），字晞古。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人。北宋末南宋初画家。他的《晋文公复国图》绘于北宋末年，描绘晋文公（重耳）被他父亲放逐在外十九年，最后回国即位的故事，代表了李唐前期的绘画风格。全图采用连环式。每一段都有树石、车马、房屋作配景，每一段都有赵构亲书的《左传》文字。此图的箴规作用，一看便可明白，乃激发南宋君臣，不怕艰苦，不计荣辱，为复国而努力。北宋末年，赵构经历的艰苦就颇类重耳。《晋文公复国图》的线条是细而匀，圆而转，画这种线条心气要尽可能平和，用力平均，速度不迟不速。这种线条主要是对传统线条的继承。李唐曾经学过李公麟。如拿相传是李公麟作的《维摩诘像》和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相比，可以发现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李唐也学过唐画，他曾一度崇古，从此卷中也可看出自顾恺之以降春蚕吐丝式的传统画法。全图分为六段，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晋文公的形象多次出现，每段都有树石、车马、房屋作配景和宋高宗赵构手书的《左傅》中的有关章节。所绘人物形象各具种态，文公的雍容壮重，待臣的恭敬、武士的威严、仕女的秀雅、与夫仆役的畏怯，都刻画得准确生动、细致入微。横图处理疏密有致，线条的粗细、曲直、虚实、轻重的变化恰到好处。图中画家描绘的人物服装并不带有明显的宋代风格，而可尽力去复原春秋时候的人物。
此图的箴规作用，一看便可明白，乃激发南宋君臣，不怕艰苦，不计荣辱，为复国而努力。北宋末年，赵构经历的艰苦就颇类重耳，这些历史故事画说明李唐是一个爱国的画家。  李唐是一个全能的画家，人物、花鸟、山水，无所不精。而他的人物画尤其出色。现在存世的尚有《晋文公复国图》和《采薇图》等。

 
《汉宫春晓》明 仇英
《汉宫春晓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绢本重彩，尺幅很大，作为装饰性绘画来说属于巨制。作品以春日晨曦中的汉代宫廷为题，描绘宫中缤妃生活和佳丽百态；全画构景繁复，用笔清劲而赋色妍雅，林木、奇石与华丽的宫阙穿插掩映，铺陈出宛如仙境般的瑰丽景象。除却美女群像之外，复融入琴棋书画、鉴古、莳花等文人式的休闲活动，诚为仇英历史故事画中的精彩之作。
画面中包含了画师毛延寿为王昭君写像的著名史实。据汉刘歆撰《西京杂记》载，西汉元帝后供佳丽甚多，不得常见，遂遣画工毛延寿图形，再按图召幸。诸宫人皆贿画工，独王嫱（昭君）不肯，遂不得见。画幅中有画工为嫔妃写照者或即毛延寿。

宫殿楼阁，山石卉木，宦侍宫娥，各执其事，描绘宫中嫔妃生活极为生动。画始于宫廷外景，晓烟中露出柳梢，花柳点出“春”，晨烟点出“晓”。围墙内一湾渠水，鸳鸯白鹇飞翔栖息。一宫女领三孩童倚栏眺望水上飞鹇。宫室内两宫女冠袍持宫扇，似待参加仪仗。一宫女凭栏望窗外孔雀。两便装宫女，一饲喂孔雀，一依傍门后。户外一人提壶下阶，三人分捧锦袱杂器侍立，一后妃拢手危立，注视宫女灌溉牡丹，牡丹左方一女伴随两鬟，一鬟浇花，一鬟持扇，上方填画屋宇阶棂。有一树似梨开白花，树下有人摘花承以金盆，有人采花插鬓，有人持扇迤逦而来。再左平轩突出，轩内女乐一组，有婆娑起舞者，有拍手相和者，，有鼓弄乐器者，有持笙登级者。轩后屋中两人正在整装。阶下六入围观地下一摊花草，同作斗草的戏，其余两人正匆匆赶来。上方门内两人却罢琴卧地读谱。正屋一大群人，弈棋、熨练、刺绣、弄儿，各有所事。阶下六人，捧壶携器闲谈。左厢两人弄乐。再左正屋中一人似后妃，画工为的写照。另有十余人拱卫侍从。最后宫女一人扑蝶于柳梢。柳外宫墙，男卫四人，分立于宫墙的内外。全卷于一组女乐处分为上下两辑，合为一卷，画工精细，色彩雅丽。呈现汉帝国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画者用笔工细，设色浓艳亮丽，以精谨造型描绘奇花异卉、展现天威浩大。

仇英（约公元1494-1552年），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久居苏州，擅画山水人物，作品工整而不呆板，妍丽而不俗媚，青绿山水富丽而温雅，人物衣纹精细而流畅，明四家之一 。

《孟蜀宫伎图》，作者唐寅(公元1470一1523年)，字伯虎，号六如居士，苏州人。是明代文人画家中最有影响的“吴门画派”的四大画家之一。画家在描绘这四位女子时，舍弃了一切背景，只题了一首诗：“莲花冠子道人衣， 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己去，年年斗绿与争绯。”诗道出了这幅画的主题。对年轻妇女来说，化装、打扮本是一件乐事，然而，对这群宫伎来说，却是一种悲剧。因为她们的用心打扮，仅仅是为了满足君王的欢娱。从作品可以见到，中国古代人物画达到的高度艺术水平。唐寅性格狂放不羁，在绘画中则独树一帜，自成一路。他行笔秀润缜密，具潇洒清逸的韵度；诗情画意、相得益彰。他的山水画大多表现雄伟险峻的重山复岭，楼阁溪桥，四时朝暮的江山胜景，有的描写亭榭园林，文人逸士优闲的生活。山水人物画，大幅气势磅礴，小幅清隽潇洒，题材面貌丰富多样。人物画多描写古今仕女生活和历史故事。


《张卿子像》（绢本 设色，纵111。4cm，横36。2cm。）作者：明 曾鲸，字波臣，莆田县人。张卿子是位大名鼎鼎的医生，且诗文也名扬于世。人称隐于医道之学者。画中张卿子身着青袍朱履，一手拈须，一手宽袖下甩，神情安详，仪态端庄，形象传神。曾鲸肖像画的风格，名扬大江南北，故授徒甚众，其中出类拔萃的有钱塘的谢彬，为“传神妙手”、“价重艺林”。（张庚《国朝画征录》）至如莆田的郭巩、山阴的徐易、华亭的沈韶、嘉兴的张琦、海盐的张远等，都继承了波臣画派的风格，名盛一时。曾鲸写真的艺术珍品，多收藏在两京、津、沪、杭及闽、粤各地博物馆。
曾鲸（1568～1650）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他的写照，融合中西画法，妙化传神，名重艺林。
曾鲸生活的时代，正值意大利传教士、著名画家利玛窦东来南京传教的岁月里。利玛窦曾三次来南京，住正阳门山营中，与波臣切磋人物画艺技，交谊甚厚。日本大村西涯在《东洋美术史》中说：“万历十年，利玛窦来华，能画圣母玛利亚像。波臣既擅长国画，没有去模仿，但也吸收了利玛窦的肖像画法。”可知波臣写照，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画法的基础上，又吸收利玛窦的画法，只师西法之意而略其迹的。融中西画法于一炉而有所创新，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