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百骏图》作者：郎世宁，该稿本为纸质，纵102厘米、横813厘米。目前保留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嵩献英芝图》作者：郎世宁242。3x 157。1cm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
意大利人郎世宁1715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就被重视西洋技艺的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在绘画创作中，郎世宁融中西技法于一体，形成精细逼真的效果，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创造出了新的画风，他先后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帝、乾隆帝时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嵩献英芝图》、《百骏图》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梧桐双兔图》清 冷枚 绢本没色 纵176。2厘米，横9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绘梧桐二株，石缝中斜出一株桂花。野菊满地，柔草丛中，两只白兔相戏。似为中秋佳节而作。双兔造型准确，形象生动逼真；皮毛光洁而富于质感。兔眼用白色点出反光，眼神显得晶莹透明。山石以折带笔方正写出，坚硬峻峭。构图疏密有致，用笔细腻清秀而注意质感，设色和谐艳丽而有对比，显然受到西洋绘画技法的影响。
《花鸟图》清 余省纸本设色 纵168．5厘米横88．5厘米 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全图以老梅着花为主体，树干粗壮雄浑，花枝盘曲伸展；树下泉石清幽，旁衬两丛天竺，绿叶朱实；四只八哥，飞鸣对唱。形成满园花香、色彩缤纷、春意喧闹的祥瑞之气。画幅墨韵辉粲，清润高雅。墨随笔运，笔力沉着劲利，在色彩与明暗上参用了西法。
《双雀爱梅图》作者华喦(公元1682—1756年)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福建上杭人，他常在闲暇之时替工友们画花鸟、山水、肖像。在清代中期享有“并驾南田，超越流辈”的美誉。本图为绢本设色画卷。画面作梅树堰枝数栋，老干屈曲苍健，嫩枝刚柔挺拔，纵横自如地舒展于碧空蓝天；满枝灿烂的繁花密蕊，迎风舞色，娇奶绰约之姿，更显其蓬勃景象的美好。一只山雀仰峙于悬枝，逗引着另一只山雀飞翔而至，枝丛花间，顿时洋溢蓉双雀悦鸣熔闹的生趣。
罗聘《秋兰文石图》 立轴，纸本墨笔，纵149厘米，横32.2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此画怪石以焦墨勾出，通体以墨彩晕染，厚重凝炼。秋兰则舍弃了当时所盛行的水墨撇写之法，而以双钩白描绘出，略施淡墨，写出兰丛繁茂之貌，以浓墨点提花心及地面野菜。兰之高洁晶莹与石之坚实沉稳形成鲜明对照，使画面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灵动之感。再将“诗情画意”融入其中——尽释其意。题画曰：“若夫自闳而采渉，秋弥翠；虽云幽谷之姿，颇侣大夫之蕙，……。”兰花原生于深山幽谷之中，不为无人而自芳，不因清寒而萎琐，故有“花中君子”美誉；兰花叶态优美、花姿娇媚、香馥幽异，是我国文人、士大夫所特别钟情与兰花。从 “孔圣人” 到屈大夫…… 都是有非常深厚的“兰花情结”。
孔子赞叹：“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他以兰比为贤臣，实际上是自比，……。屈大夫将“兰花”作为理想人格的象征：《离骚》开头“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意思为：我把江离芷草披在肩上，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天赋给我很多良好素质，我不断加强自已的修养。《九歌》中又有“蕙肴蒸兮兰籍”，“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等等，这些幽美绚烂的诗句，都是屈大夫情怀自见，既含一腔忧国忧民之高义，又寄托洁身自好的高洁品质。屈原还自喻“香草美人”，兰花因屈原的讴歌，声望和地位再次升级。后代对兰花的歌颂，基本上是按照孔子和屈原的调子代代相传的，有关兰花的文辞歌赋，佳话趣事数不胜数。兰花作为传统国画题材中“四君子”之一，是中国花鸟绘画的座上常客。兰花虽为一种植物，可对于文人画家来说，兰却是一个文化的符号，是他们表情达意的一个载体。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文人画家的眼里，兰即香草，象征着一种理想，它可以作为一种操守和德行的追求的表示物，也可以作为一种美感的对象化。文人多绘此类，以寓意清高、有节，坚韧挺拔的象征。兰花最早的作品大约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苏轼的《兰竹苍涯图》，之后频频出现于历代画家笔端。
扬州八怪等在兰花题材的诗画中，坚持操守，张扬个性成为共同的主题。由此可以看到儒学传统的人格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由推崇“王者香”的高雅变为崇尚个性的张扬，由“不以无人而不芳”的自赏变为不改其志的坚贞，这是儒学注重个体道德修养的传统在新的现实环境中发生的衍变，然而它们并没有突破或逸出儒学的价值范畴，而是对传统人格定位的补充、延伸。在中国，兰蕙早已脱离了它的植物性而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所谓“兰文化”是也。兰花是具有美感的，兰文化则更具美感，让人在审美过程中产生明显的快感和审美愉悦。
罗聘（1733-1799），清代画家。字遯夫，号两峰，又号衣云、别号花之寺、金牛山人、师莲老人。祖籍安徽歙县，其先辈迁居扬州。“扬州八怪”中最年轻者。
《幽鸟鸣春图》清 任颐 绢本设色 纵137．5厘米横64．8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此画写春季桃花烂漫，几只寒鸦立于巨石之上，似正迎接春天的来临。桃树用笔豪放，以点粉随意写出；花蕊却以细毫精致描出，神韵布满枝头；花萼以艳色点出，气氛热烈。山石结合点簇、钩勒及晕染，有厚重之感。寒鸦皆以墨色的变化表现出质感。背景渲染融汇西洋水彩画法。此画笔墨简逸放纵、设色淡雅、明快温馨，风格清丽脱俗。就任伯年的个人艺术造诣来看，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影响比较大，原因是当时画人物画家少，成就高者更少，象任伯年这样造诣，自然推至旁首。任伯年的花鸟画更富有创造，富有巧趣，早年以工笔见长，仿北宋人法，纯以焦墨钩骨，赋色肥厚，近老莲派。后吸取恽寿平的没骨法，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这种画法，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对近、现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任颐（1840-1896），初名润，字小楼，后字伯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父亲任声鹤是民间画像师，大伯任熊，二伯任熏，均是名声显赫的画家。任伯 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任伯年精于写像，是一位杰 出的肖像画家。人物画早年师法萧云从、陈洪绶、费晓楼、任熊等人。工细的仕女画近费晓楼，夸张奇伟的人物画法陈洪绶，装饰性强的街头描则学自任董，后练习 铅笔速写，变得较为奔逸，晚年吸收华岩笔意，更加简逸灵活。传神作品如《三友图》、《沙馥小像》、《仲英小像》等，可谓神形毕露。
《牡丹水仙图》 吴昌硕 吉林省博物馆藏
吴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自己说：“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常常用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力透纸背，纵横恣肆，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的格局，或作对角斜势，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强烈鲜艳。名重当时的画家任伯年对吴昌硕以石鼓文的篆法入画拍案叫绝，并预言其必将成为画坛的中流砥柱。吴昌硕作画用“草篆书”以书法入画；线条功力异常深厚。虽然从状物绘形的角度看其线条的质感似乎不够丰富、切实，但恰恰是舍弃了形的羁绊，吴昌硕的绘画才步入了“意”的厅堂，从而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 表现形式。吴昌硕善作诗文，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所作诗篇以傲兀奇崛古朴隽永见长，一般地说用典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绝句纯用白描手法，活泼自然，接近口语，具有明丽俊逸的特点，风格上与民歌很相近。所作题画诗寄托深远，颇有浪漫主义气息；评论前人书画，尤多独到见地。早年所作五古，有一部分含有讽刺意味，揭露了当时黑暗社会某些不平现象。
吴昌硕身材不高，面颊丰盈，细目，疏髯。年过七十而鬓发不白，看去不过四五十岁的样子。这是他勤于劳作的结果。他每天早起，梳洗过后，就面对书桌，默坐静思约一刻钟，把当天的工作程序安排好，然后再进早餐，有时兴致来了，不及进餐即开始工作。他在作画之前，先要构思。有时端坐，有时闲步，往往要过很长时间。及至酝酿到一定程度，整幅画面的形象在心中涌现，灵感随即勃发，于是凝神静气举笔泼墨，一气呵成，看去似乎毫不费力。等到大体告成之后，对局部的收拾，却又十分沉着仔细，惨淡经营，煞费苦心。常见他凝视沉思，笔头颤动，跃跃欲试，但很久不着一笔。他曾说过：“奔放处要不离法度，神微处要照顾到气魄。”一幅画作好之后，就张挂在墙壁上反复观赏，并请友人品评。大家提出意见，他就虚心听取，经过考虑之后，再着手修改，直到满意，才肯题款、钤印。万一画得不大满意，他就断然弃置，毫不顾惜。
蒲华1892年作 《墨竹图 四屏》
他性格放荡不羁,有豪壮的一面，也有落拓的一面。他的写意花卉，多作梅、兰、竹、菊、荷花等，或画秋菊凌霜，或写墨竹，一竿数枝，挺立直上，或作虬枝老梅，繁花怒放；笔墨流畅，凝练着色清丽、生气蓬勃，似阵阵芬芬，迎面扑鼻。他的墨竹画，潇洒奇逸，吴昌硕在十二友诗中是这样写蒲华的：“蒲作英善草书、画竹，自云学天台傅啸生，仓莽驰骤、脱尽畦畛。家贫，鬻画自给，时或升斗不继，陶然自得。余赠诗云：蒲老竹叶大于掌，画壁古寺苍涯琏。墨汁翻衣吟犹着，天涯作客才可怜。朔风鲁酒助野哭，拔剑斫地歌当筵。柴门日午叩不响，鸡犬一屋同高眠”。吴昌硕又在蒲华的《芙蓉庵燹馀草》所作的序言中说：“作英蒲君为余五十年前之老友也，晨夕过从，风趣可挹。尝于夏月间，衣粗葛，橐笔两三枝，诣缶庐，汗背如雨，喘息未定，即搦管写竹，墨沈淋漓。竹叶如掌，萧萧飒飒，如疾风振林，听之有声，思之成咏。其襟怀磊落，逾恒人也如斯。”谢稚柳说：“蒲华的画竹与李复堂、李方膺是同声相应的，吴昌硕的墨竹，其体制正是从蒲华而来”。
蒲华（1839—1911）晚清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清末海派四杰”。原名成，字作英，亦作竹英、竹云，号胥山野史、种竹道人，一作胥山外史，室名九琴十砚斋、芙蓉庵，亦作夫蓉盦、剑胆琴心室、九琴十研楼。浙江省嘉兴人。曾参加科举考试，最终只得秀才，从此绝念仕途，专心致志于艺术创作，后携笔砚出游四方，以卖画为生，最后寓居上海。生性嗜酒，疏懒散漫，有“蒲邋遢”的雅号。去世后由其好友吴昌硕为他料理丧事。
《梅鹤图》（虚谷 立轴 纸本 设色 纵1248厘米 横121.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虚谷的画富有趣味，善于巧妙的夸张，变形是他的一大创造。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真、舍、直三方面来赏析他的艺术。“真”就是在对本质的东西把握基础上又能加以大胆的主观夸张，以达到更传神的高超的艺术境界。“舍”就是对造型的大胆取舍，虚谷的舍，来得狠，舍得妙，手法高明。“直”又是虚谷用笔用线的一个明显特点，其简练的线条凝重，见直方组合，做到神似、传种，而不是形似。他作画行笔用线是宁方勿圆，顿中见力，见棱见角，下笔肯定，有着强烈的个性。虚谷敷色淡雅，重视色调的统一与淳朴的美感。他还善于在色纸古金笺上使用白粉，使其白色荷花、仙鹤毛片和白粉含石绿的折枝兰花等，显得栩栩如生。
虚谷（1823—1896）清代著名画家，海上四大家之一，被誉为“晚清画苑第一家”。俗姓朱，名怀仁，僧名虚白，字虚谷，别号紫阳山民、倦鹤，室名觉非庵、古柏草堂、三十七峰草堂。籍本新安（今安徽歙县），家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初任清军参将与太平军作战，意有感触，后出家为僧。工山水、花卉、动物、禽鸟，尤长于画松鼠及金鱼。亦擅写真，工隶书。作画有苍秀之趣，敷色清新，造型生动，落笔冷消，别具风格。性情孤僻，非相处情深者不能得其片纸。
《虾趣》 1951 纸本设色 83×45cm 北京画院藏 作者：齐白石(1863-1957)，现代杰出画家，书法家，篆刻家。
齐白石画虾可说是画坛一绝，灵动活泼，栩栩如生，情趣盎然，神韵充盈；用淡墨掷笔，绘成躯体，浸润之色，更显虾体晶莹剔透之感。以浓墨竖点为睛，横写为脑，落墨成金，笔笔传神。细笔写须、爪、大螯，刚柔并济、凝练传神；懂得笔墨也善于操纵笔墨的齐白石，他在下笔画虾时，既能巧妙地利用墨色和笔痕表现虾的结构和质感，又以富有金石味的笔法描绘虾须和长臂钳，使纯墨色的结构里也有着丰富的意味，有着高妙的技巧；显示了画家高妙的书法功力。画家写虾，来自生活，却超越生活，大胆概括简化，更得传神妙笔。（虾的精神状态，虾的有弹力的透明体，虾在水中浮游的动势。把艺术造型的“形”“质”“动”三个要素完满的表现出来，这样丰富的内容，齐白石先生用的是及简练的笔墨，不能多一笔，也不能少一笔，一笔一笔可以数得出来。——叶浅予）
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衰年变法，绘画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一派，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工绝，兼及人物、山水，名重一时，与吴昌硕共享“南吴北齐”之誉；以其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最高峰。身为当代杰出的艺术家，他继承了中国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在绘画、书法、刻印上都有着非凡的成就，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画无论山水、花卉或虫草，都能给人明朗、清新、简练、生气勃勃之感，并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达到了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境界。此作笔墨凝练，老笔纵横，将水墨工夫发挥到了极致。其创作继承我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方法，吸收民间绘画艺术之营养，通过对生活现象的深入观察，加以融汇提炼，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范。作品以写意为主，题材从人物、山水到花鸟、鱼虫、走兽几乎无所不画，笔墨奔放奇纵，雄健浑厚，挥写自如，富有变化，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工笔细密的写生虫鱼巧妙结合，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强烈，画面生机蓬勃、雅俗共赏，独树一格。
《八骏图》徐悲鸿（1895-1953） ，原名徐寿康，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
徐悲鸿的一生和艺术，总是和中西文化密切相关。从徐悲鸿的创作分期，不难看出，其在中西文化认知程度上和艺术特点上，存在着差异；早期，国画启蒙，临西洋画片，其作品特点是受西画的间接影响，并无纯正西洋味；留学时，国画作品非常少，已具有西画写实技巧；归国后，是徐悲鸿最重要的时期，他力倡用西方写实主义方法改造中国画，正是这种实践，造就了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主流画派；新中国时期，他的艺术又与时代紧密相联，其写实主张与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为一体，从而确立了徐悲鸿在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对中国画，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人物造型，注重写实，传达神情。所画花鸟、风景、走兽，简练明快，富有生气，尤以画马驰誉中外。画能融合中西技法，而自成面貌。在北京设置画家徐悲鸿纪念馆。
徐悲鸿《秃鹫》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徐悲鸿的马独步画坛，无人能与之相颉颃。泼墨写意或兼工带写，塑造了千姿百态、倜傥洒脱的马，或奔腾跳跃、或回首长嘶，或腾空而起、四蹄生烟……。他画的马既有西方绘画中的造型，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融中西绘画之长於一炉，笔墨酣畅，形神俱足。它那刚劲矫健，剽悍的骏马，给人以自由和力量的象征，鼓舞人们积极向上。《八骏图》是徐悲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以周穆王八骏为题材，八匹马形态各异，飘逸灵动，在绘画技法上，是极为成功的中西融合的产物，他以中国的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段，又参用西方的透视法、解剖法等，逼真生动地描绘了马的飒爽英姿。用笔刚健有力，用墨酣畅淋漓。晕染全部按照马的形体结构而施加，墨色浓淡有致，既表现厂马的形体，又不影响墨色的韵味。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八匹马的名字：一个叫绝地，足不践土，脚不落地，可以腾空而飞；一个叫翻羽，可以跑得比飞鸟还快；一个叫奔菁，夜行万里；一个叫超影，可以追着太阳飞奔；一个叫逾辉，马毛的色彩灿烂无比，光芒四射；一个叫超光，一个马身十个影子；一个叫腾雾，驾着云雾而飞奔；一个叫挟翼，身上长有翅膀，象大鹏一样展翅翱翔九万里。）
于非闇《牡丹》
于非闇46岁左右开始画工笔花鸟画，从学清代陈洪绶入手，后学宋、元花鸟画，并着意研究赵佶手法。重古意是于非闇的一大特点，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于病中作了一幅《喜鹊柳树》，在题跋中写道：“从五代两宋到陈老莲是我学习传统第一阶段，专学赵佶是第二阶段，自后就我栽花养鸟一些知识从事写生，兼汲取民间画法，但文人画之经营位置亦未尝忽视。如此用功直到今天，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泉源，浓妆艳抹、淡妆素服以及一切表现技巧均以此出也。”这是他对一生艺术里程的重要总结。但师古而不泥古，创两宋双勾技法之新，自成画派。构图打破陈规，用笔刚柔相济，着色求艳丽而不俗。如画牡丹，取春之花、夏之叶、秋之干而成，既能远观，又可近赏。且善于在画上题诗跋文，配以自刻印章，使画面饶有意趣。他艺风严谨，订有日课，未曾稍懈。在古物陈列所工作期间，接触到不少古画，并且经常出没于古董店，借古画临摹，汲取许多技法。还到北京故宫研究名作，开扩了眼界，提高了画艺。到沈阳故宫临摹黄筌《写生珍禽图)及赵佶《瑞鹤图》，继承现实主义传统。除学习卷轴画外，又学宋纯丝古朴的装饰手法。
《大吉图》于非闇的工笔花鸟不仅得李公麟之笔法，蓝瑛之多变的风格，还体现着陈洪绶的高古之风趣。《仿宣和御笔花鸟》于疏廓里见真意。尤其画中羽毛鲜艳的小鸟，微微仰头的一瞬，极显天真古趣，最能传达画外之意。在此基础上，于非闇的绘画作品同样可以渗透出时代的气息。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丕变，其作品也有所表现。他曾说"花鸟画要画得朝气蓬勃，使人乍后如亲临其境，如欣赏鲜花和活泼的虫鸟一样，消除掉一天的疲荣，更感生活幸福。"这种"朝气蓬勃"的表现手法最明显见于五十年代中后期，他以工笔重彩填矿物颜料为地，以凸显反视画中景物的色调和质感。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于非闇的作品融合了众家之长，得百家之法，因此，在于非闇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应该首先确定的是于非闇扎实深厚的绘画功底。于非闇的《双钩竹雀图》，是一幅在民间收藏的作品。这幅画，构图严谨，用笔流畅，工笔用的线条、用墨线浓淡、粗细、虚实、轻重、刚柔、曲线表现的十分到位，先是出了于非闇所具有的扎实的中国画功底。正如中国著名书画大师杨仁恺所言，蓬莱于氏双钩“竹雀图”用笔老道雕嵌绿尤见清逸属佳作妙品。于非闇的工笔双勾重彩花鸟画，主要吸收了三方面的营养。一是从古代绘画遗产中汲取传统精华。上文便是对其这一特点的描述。二是于非闇注重从写生中体察物理、物情、物态。三是于非闇不时借鉴民间绘画中优秀的技法。比如装饰风格、色彩的对比与协调。在勾线用笔上则以书法入，表现出形象的气骨。于非闇反对过于工巧细密而失掉笔墨高韵和整体精神，作画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就笔法而言，他初以赵子固、陈老莲笔法为本，兼得圆硬尖瘦之趣，后以赵佶瘦金书笔法入画，笔道有了粗细、软硬、顿挫，波磔的变化，不仅书意大增，且使线条具有美感。
于非闇（1889年3月22日—1959年7月3日）中国画家。原名于魁照，后改名于照，字仰枢，别署非闇，又号闲人、闻人、老非。原籍山东蓬莱，出生于北京，自幼得书画家传。1912年入师范学校学习，后任教于私立师范校、私立华北大学美术系。兼任古物陈列所附设国画研究馆导师。1935年起专攻工笔花鸟画。1949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画院副院长。
刘奎龄（1885～1967），画家字耀辰，号蝶隐，自署种墨草庐主人。天津人。自幼学习郎世宁画法，研究五代、宋、元诸家，尤其是明代吕纪、清代沈铨的画技，并将西洋画之色彩、透视比例融合于中国传统工笔国画之中，一生无专一师承，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其作品纤细逼真，神态自然，以《孔雀图》最为著名，深得徐悲鸿赞扬，在中国近代画坛独树一帜。
刘奎龄的国画技艺全面，花卉、禽鸟、畜兽、山水画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画畜兽、禽鸟的造诣最能独步画坛。其笔下的花鸟畜兽大多来自生活，源于他对大自然动物的细微观察，既不照搬自然，也不复制古人，在章法与造型等方面均表现出卓越的创造性和出众的艺术才华，他真正做到了将古今优秀的笔墨传统、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物象、西洋画的真实感和整体感与其丰富活泼的艺术想象，极为圆满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面貌。他善于观察，能将生动逼真的动物形象，纳入幽淡宁静、田园风光、深山大泽的大自然景观中，构成了区别于古代动物画的独特意境。在技巧中，他博采众长，融汇中西，独创“湿丝毛法”、“景衬法”、“计白当黑法”等动物画技法，将用笔、用色与用水灵活地结合在一起，以多种颜色调配成典雅的色泽，惟妙惟肖地表现禽鸟畜兽的形体结构、肤色光泽，收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刘奎龄的动物画作品，不仅品种众多、造型准确、千姿百态，而且技法娴熟、描绘精微、形象生动；在他的花鸟画中，又以善画孔雀闻名。设色艳丽而雅，用笔细腻而劲。尤其是对禽鸟羽片的刻画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独创了“点掇法”、“注彩法”、“墨积法”、“色积法”等花鸟画技法。作品充满吉祥、和谐、恬静的氛围，在中国近代画坛独树一帜。
刘海粟纵肆以胆胜。此幅《重彩荷花图》作于1978年，是他晚年泼墨重彩花鸟代表作之一。画面笔墨苍劲泼辣，以大笔触涂强烈色彩造型，颜色鲜艳通透，既富 东方审美情致和传统中国画的清新写意，又不失西方后印象派的朦胧意向。郭沫若赞其画曾云“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 化。”应是对其恰当的艺术评价。刘海粟认为，绘画艺术就总体而言是综合的，而不纯粹是科学的，它需要理性思维，也需要直觉灵感。对色彩的感受、把握和运用，尤其有赖于直觉与灵感。色彩的调子、品位、趣味、韵味，色彩的冷暖、厚薄、浓淡、深浅、润燥、清浊、明暗，以及色与色的过渡、色与墨的浑化、色与水的关系等等，仅仅凭理性分析显然不够，还得靠直觉体悟。人们称赞刘海粟笔下色彩鲜活灵透，极富生命感，颇得自然天趣，弥漫着一种灵气，不像有的学院派画家僵化呆板。成就这种色彩境界，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画家那永不消逝的激情，永不迟钝的直觉，永不枯竭的灵感。据曾经相随刘海粟上黄山的一些中青年画家回忆：老人作画大气磅礴，激情满怀，而且灵感迭出，往往任意挥洒，信笔点染，天趣妙成。
李苦禅《松鹰图》
李苦禅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大写意花鸟画家。一生从事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工作60余年。他的作品继承了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吸取石涛、八大山人、扬州画派、吴昌硕、齐白石等前辈的技法，并融中西技法于一炉，渗透古法又能独辟蹊径，在花鸟大写意绘画方面发展出了自己独到的特色。李苦禅先生笔下的花鸟世界，浑厚、平实而妙得天趣。他经常以松、竹、梅、兰、菊、石、荷花、八哥、鸬鹚以及雄鹰等等作为题材作画。他用自己独到的审美观点与丰富的表现手法，创造出许多形神兼备、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他笔下的花鸟，既有一定写实的成分，但又不是对自然物象纯客观的描摹，而是高度凝练之后的再创造。在看似随意中蕴含着朴拙之气，在自然含蓄中蕴含着阳刚之气，他的运笔线条如行云流水，苍劲朴拙，笔法凝练简约，却意趣盎然。笔墨纵逸豪放、雄健磅礴。他驾驭笔墨的能力，驾驭写意技巧的能力是惊人的。对于他来说，画幅越大就越能自由挥洒。他的作品尤其到了晚年，愈加返朴归真，雄健苍劲，笔墨挥洒中已经达到了“笔简意繁”的艺术境界。
黄永玉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他被称为“荷痴”，不单是缘于他画的荷花多，还在于他画的荷花独树一帜，神韵盎然。国画传统讲究“计白当黑”，他偏偏来个“以黑显白”，这种反向继承不但使画面看上去主体突出，色彩斑斓，而且显得非常厚重，有力度。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当你一眼就看出是黄永玉的画，《荷花》是因为他有不同于别人的风格。在笔墨方式上，一方面，他用排笔大块面地刷，使画面具有很好的整体感。这种方式与他长期的版画创作有关系，他将讲究黑白对比的审美方式运用到水墨画之中，而其中又有了版画所不具有的宣纸渗透和墨色的变化。另一方面，与他造型基础相关的线条，也在画面中有突出的表现。因为中国画纯粹是用毛笔，讲究中锋用笔的线条处理和运笔速度间的一些技术表现，但是，他的用笔和线条都表现出了不经意间的随意性。他的白描和人体中的线条更有许多独到之处，可以看到不同凡响的功力。二、画面具有独特的结构方式在黄永玉的画中，一种是画面很满，即所谓的“密不透风”，这种图像基本上是在吸收西法中做了许多自我的处理，画面繁杂。多数用色较多，而且色彩浓烈。这一类画面在表现荷花的作品中，往往以大块的对比突出主体的荷花，大片的荷叶则以抽象的处理。而荷花则是刻画精细。还有一种是比较空灵，画面结构相对简单，真所谓“疏可走马”。这一类的作品往往是以水墨为主，用色较少，比如画一支荷花，画一只小鸟，画一个人物。这类画面往往有大段的题跋。
中国画的发展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画艺术无论从形式、技法、艺术表现等方面，以多数中国画家的看法而论，早已经集之大成，很难再有发展的余地。中国画是否走向穷途末路呢？若单以求“术”（技法）变化的心态认识中国画的现状，可以说，“中国画确实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因为在单一的“意象”思维形式中的“术”（技法）是有限的。但是若要以“理”的观念重新认识这种提法，即有值得商榷之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已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意思是“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为我所用。”可如今，随着书写工具的变迁，我们“当代人”的中国书画“功力”已经大不如古人了；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书奴、画痴”堪比古人……，可是中国画的继承发展是不需要这些没有思想的“画奴、书痴”的；他们对书画事业的“贡献”，充其量不过是“复印机”罢了。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稳定而发展缓慢时期。宗法制度下对文化上日趋保守，艺术上渐次因循守旧。明末清初以来，临摹古人成风，“摹古逼真是佳”，以“日夕临摹”而“宛如古人”为荣，于是陈陈相因，屋下架屋，日见其小，使艺术生命日渐萎缩衰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个性解放的要求日益强烈，历史上一些画家起而抗争。他们自辟蹊径，不受古人约束，反对“我为某家役”。提出“笔墨当随时代”“借古开今”、“我之有我，自有我在”，（石涛：《画语录》）迸发出个性解放的呼声。从近百年绘画史来看，凡有成就的画家，无一不是不满现状、力图跟上时代，以发展中国文化为已任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重点，探索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发展道路。大体形成了三种途径：一是任伯年、吴昌硕、虚谷、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像齐白石晚年变法师古人造化，主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大写意风格。）代表了中国文人画的新潮流，在中国传统的法度中，主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营养，探求绘画结构和元素自身的变化，然后从传统中一步步走出来，形成个人风格。这种方式比较艰难，但却很有价值，因为这是对中国美术传统资源的再发现与再创造。而生发出新的艺术生机，突破了长期停滞的“超稳定”状态；二是高剑父、徐悲鸿等人却致力于吸收西方传统写实绘画技巧以改良国画，追求西方传统技巧与中国文人画笔墨情趣的结合，拓展了中国画的审美领域，丰富了中国画的技艺；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等人，致力于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从一种新的视角，调动中国画笔墨技巧，发展一种新的中国画的品种。（林风眠的“改良”更侧重于观念上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淡泊，构成了传统绘画以水墨至上的思想基础，西方传统绘画则看重的是外在的形式美，由 此形成了光色表现技法和审美体系。林风眠为传统水墨与西方色彩的交融进行了数十年的探索，他常用水粉厚抹、色中掺墨、墨色压底的方法，既有中国水墨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西方色彩的平铺和堆积，达到了一种抽象而又真实的画面效果，充满了诗意。吴冠中以学习杰克逊·波洛克的表现风格创新中国画技法……。）正是这样一批有识之士，致力改革创新的画家，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了中国美术史新的发展，开创了近现代中国美术史新一页，使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哲学、美学是中国画再发展之“理”，在此“理”中包含着千变万幻之“法”，佛学中的“一真法界”正是产生中国画万法之真谛。中国画家如果能够真正理解“理”与“术”之间的关系，并能做到“圆融”“理”和“术”，就找到了解决中国画如何再向前发展的关键。中国画并未走向穷途末路，也未走向死亡，持“穷途末路”观点的人只看到中国画发展的一个方面，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并未看到，故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全面的，虽未全错但只说对了一半。吴冠中说：“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因此，笔者斗胆认为中国画的发展必须依照“中国方式”——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诗、书、画）为一体；这样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或许，也是世界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还是用吴冠中的话语来结束本文：“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至于是否把不跟外国人走，实行民族化，建立中国自己的面貌等作为中国人创作的标准，都不是重要的。太多的选择会带来太多的负担，无所适从才会最痛苦。他是不管用什么工具，也不会有意搞中西结合，艺术就是不择手段，百无禁忌，一切自有后人评价。”
顾绍骅作于201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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