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尚玉荣 王敦梦
他十年前离开北京以后，从未间断过为自己的绘画理想而进行着各式各样创作，也曾在上海、福建以及国外等地做过一些展览，但是一直没有回北京，包括画也没有在北京展示过，原因是什么呢？如今他又回到了北京，而且在798艺术区时态空间举办了自己十年以来的首场个展，取得了业内很高的评价和赞语，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原因又是什么呢？吕山川的名字以及他的作品，就像他的展览名字一样——事件，引发了观众的聚焦与思考。对此，本刊记者采访到了吕山川本人，让他本人来解答一下所谓的“事件之谜”。
《红艺术》：这次是你第一个大规模的个人展览吗？
吕：对！第一个！这是我从画画到现在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了。
《红艺术》：这组作品是集中用几年的时间完成的呢？
吕：主要是2007年一年时间的作品。其实最早创作这组作品的时间是在2006年12月31日，当时萨达姆被绞死了，这件事情触动了我的绘画思路，然后慢慢把画报纸这件事再归类、再思考，后来慢慢的就有了一系列的画出来了。
《红艺术》：那个事件对你来说是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引子？
吕：是一个引子。
《红艺术》：不过那张萨达姆的作品现在看来并不像是一个引子，或者是一个雏形时期的作品，因为它看上去在绘画语言以及风格表现上是很成熟的。
吕：之前我也有想过，只不过萨达姆这一张是我的第一张。其实是这样，我2005年在德国待了将近一年，在那个地方其实很无聊，我经常看一些华人的报纸，因为看不懂外文的报纸，就会无聊的对着报纸勾一些小草图，那时候就对文化的东西有了一定的思考。后来回来就没有做了，直到画萨达姆这一张，才开始了这一系列关于报纸事件的作品。之前我画一些综合材料的，比较抽象的东西。
《红艺术》：为什么会有后来的这种转变呢？
吕：我画画大概是这个样子，在中央美院进修的时候，画的方法和现在的差不多，当时只不过是画一些习作，比如说画一些静物啊什么的，没有一个完备的主题作为绘画的载体。后来我就把这一块断掉了，做了一些抽象的东西和抽象材料的东西。再后来去了德国给我做抽象也有关系。从德国回来之后才有了这一批画。其实我又回到了十年前的这种方法，但是呢！现在画的东西它有一个主题，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个主题。比如我现在很容易的通过报纸关注目前世界的事情，其实画报纸就成了一个入门或者一个借口，就是你借用报纸就很自然的进入了很多公共性的主题。如果我没有通过报纸画北京、画帕瓦罗、画马英九等等，就不不会有一个跟进，通过报纸我就能很快的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绘画语言变成一个画面。
《红艺术》：就目前而言你所关注的大多是一些公共图像和事件作为自己绘画创作的题材，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其它方面的题材，比如说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
吕：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所有的事情在报纸上都能找到，但是呢？我现在是有选择性的，07年是我第一年通过报纸来画画的，我很自然的就会关注大事，有可能再过两年，再过三年大事我不关注了，我关注小事了，可能会关注到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
《红艺术》：你在创作的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是通过客观去描述，还是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
吕：其实我是有带个人的情绪的。我会通过我的这种绘画语言去表达，比如说比较愤怒的东西我都能表达出来，也就是我画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很主观的一种状态。比如当时画灾难性的时候，我们的工人在埃塞俄比亚被无缘无故炸死，画的时候是充满着愤怒的，觉得这种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红艺术》：看你的画好像绘画技法上做了很多减法，文字的东西更强烈一些，其它的东西有种被弱化的感觉，这是基于什么原因考虑的呢？
吕：对！其实文字对我们的刺激更大，因为它是最直接的。比如说我们去看一段文字我要去做什么你都能看得懂，我如果用一张画表达我要去做什么你没办法马上理解。那么为什么我画，其实报纸本身这个文字也是我的一个亮点，而且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写英文或者其它的外国语言，我说不，我就是要中文，我就要让人家知道中国在报道这件事情，中国在看这件事，而不是外国人在看这件事，我就是要以中国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怎么样来评价这些事请，因为都是中国的眼光嘛！用中文就是中国的眼光，中国的报纸，而且现在资讯是很全球化的，比如说“贝布托”今天晚上死的，明天早上中国的报纸就有，明天晚上我就在画这张画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对我来讲我必须在第一时间把它画出来。所以我展览的时候，有一个这种现场。可能那张画还没有画完，不过没关系，我告诉人家说我是这样过来的，这也是我画的一部分。
《红艺术》：能说说28号在展览现场作画的缘由吗？
吕：27号的时候贝布托被刺杀了，28号我们的报纸就出来了。我在福建定了有十几个种类的报纸，我就每天翻报纸，然后看到我感兴趣的事件图片进行创作。
《红艺术》：报纸整的来说是偏向于时政方面的吗？
吕：基本上都是关于时政的、社会性的报纸。也画了很多福建当地的报纸，主要是国际时事这一块，这一块呢！全国都差不多。比如说，我感兴趣的一件事，十份分报纸上都有，我就会挑自己最喜欢的那一张报纸来画，很好玩的。
《红艺术》：国际重要时事事件是挺多的啊，你是怎么选择的呢？
吕：其实每天都有，只不过看我的状态和体力了，还有到底我有没有时间。
《红艺术》：好像你的创作到2007年10月22号的时候就已经停止了，为什么呢？
吕：因为在准备这个展览就断掉了，所以这个也像我个人的日记一样，我没有空了，我就没办法去画它们了，等于我在关注它们一样，它们有事情发生，你关注它对我来讲它就存在，我没有关注对我来讲它就不存在。
《红艺术》：可以作为个人创作的一个历史性的记录？
吕：对！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比如说过了二十年，过了三十代，人家要写我说，十月二十二号以后为什么没画，因为他去办展览了。
《红艺术》：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你在3月21号、22号以及23号，都有在创作作品。
吕：这个也是很奇怪的，很好玩。就变成了你的历程表一样，可能我画了十年报纸以后，从这里面也能看出一些，比如有的时候我的画特别多，有的时候特别少或者没有。这个不一定是有事件我就画，我也可能没时间，而我有时间的时候，也可能会没事件。这就是我跟事件的一种关系。
《红艺术》：对于众多的事件在一个时间点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选择？
吕：也会有选择的。但是我现在选择的是我自己喜欢的。比如说现在画一张大妈在路上摔倒这一种，我就不感兴趣了，因为不会震撼我。
《红艺术》：你觉得你跟你选择的事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吕：比如说帕瓦罗蒂逝世这件事我就很有感触。画那张画的时间是很快的，而且是边画边唱着他的歌，自己乱喊，在画室里面。当时有很多朋友也在，我就说帕瓦罗蒂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戏子。其实他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嘛！他的一生充满了很多的传奇，很多经历的，你画他的时候，你也会想到自己。
《红艺术》：也就是说你在画画的时候总会想到和自己有关的一些事情，或者在反应另外心目中的一个自己吧？
吕：我觉得是的，比如说《中国制造》这张画对我个人感触就很深。因为你看外电称离不开中国制造，其实我画这张画的那一阶段，很多电视都在谈论中国制造这件事，就是欧洲人怎样看中国制造，包括你自己在欧洲待过的时候你感触很深。其实他们现在是用一种鄙视的眼光在看我们，因为我在德国的时候，当地的华人的报纸有一篇文章是写我们中国的纺织品已经到了德国的海关进不来。那这里面有两种矛盾：一种是这批货没进来，这个冬天德国人就没有衣服穿了；另外一种是如果要让你进来，德国就要失去多少多少东西。它就是有一种很矛盾的东西架在那边。我觉得很有意思，你通过一个报纸，一个很简单的画面，很直观的你就把它表现出来了。还有画一张关于股票的，世界都猜不透中国的股市，这也是今年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很多人为它发狂，前阶段我在画这张的时候，好多朋友说，赶快去买股票，现在不讲了，现在都套在那了。这多好玩啊，就是你可以通过报纸很容易的把你生活中的东西变成一个画面了。
《红艺术》：对于报纸上出现的画面，你是怎么采用的呢？
吕：我是完全根据报纸的画面创作的。但是从主观的方面来讲就是我有我的语言，我画出来和别人画出来的画面感觉是不一样的，但都是以这个为载体，就是这样。其实我这种表现手法已经不是新的手法了，但是我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
《红艺术》：你的画或许过若干年后看可能会更有意思。
吕：我觉得是。就好像范迪安先生讲的，他说你这些画今年看是这样，明年看又不一样了，后年再看还是会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个《中国制造》，可能再过十年，外电不要称离不开它，外电一定会称离不开“中国制造”的。
《红艺术》：你作为一个画家，你觉得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吕：目前我最想做的是把这种东西再给大家，把我的情绪注入再给大家。
《红艺术》：如果说你的画通过这一次的展览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收益，那么将来你会不会因此而去去多关注一些“时事”，多生产很多的作品出来呢？
吕：不会。展览开幕的时候，范迪安先生在讲我的画的时候他归纳了三个点是稳、准、狠，其实他在讲之前没有跟我说，我在他后面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是讲出了我整个人，我的性格都在里面。然后范老师昨天给我发一个信息，他说效果很好，主要是作品有分量，其实这对于一个画家来讲有一种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画画是根据我个人的情况，我也不是天天都画画，还有别的事情嘛！有七七八八如家庭啊、社会上等各方面事情要去做，我觉得画画只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目前不是我的全部。
《红艺术》：2007年就要过去了，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展览计划呢？
吕：2008年会在北京和上海的几个公共性机构做一些相应的展览活动，具体的计划，我现在还没有去想，因为有一些机构的邀请函也都到了，正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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