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的“时代记忆”——读吕山川的近作

　　  文/王静

　　
        天天振臂作画，向数十幅大布面投掷浓厚的颜料，这已成为最近两年来吕山川绘画创作的习惯，并且非常有效地激发了他创作时的激情。
        很多时候，画家所选择的绘画语言与天赋禀性有关，在诗人吕德安对吕山川作品的描述中，曾这样说“似乎可以猜想他面对世界的方式是具有挑战心理的，也许他的世界更大——他还要放大画的尺寸，大到可以放在一片荒野，从此在荒野中确立一个中心……”对政治题材的关注来自于吕山川血液中的悲情和敏感，以及驾驭这一庞大的题材所需的自信和胸襟，他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有效的艺术方法，用以排泄他愈发强烈的表达欲望。当政治图像成为巨大的能量每天供人们娱乐和消费时，社会生活和艺术边缘的界限也越来越多地通过艺术家的阐释被模糊和消解，吕山川最近的创作，便显露了这一迹象。
        艺术家陈丹青说“时代的记忆总会求告艺术，予以挽留”，吕山川对“新闻图片”的复制是一种自发的对政治事件的记录行为，挽留的是带有个人化意味的“时代记忆”。一方面，他每天以“日记”的方式饱含个人情绪地对某一新闻图片进行重新阐释，使得他记录下的已不仅仅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重大事件”，而是进一步推进为对“时间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对画面语言的关注，使得画家对图像的取舍过程显得颇具深意，而除却艺术家本能的对审美趣味的选择之外，来源于新闻媒材的视觉图像经过艺术家心和眼的筛选、过滤，留下的是一段存在悬念的社会生活履历，和个体参与“历史”讨论的可能性。
        新表现主义的肇始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大师们在受到“老”达达和“新”达达们的引诱之后，他们产生的诱果是对绘画创作主题的质疑，在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观念艺术涌动的背景下，新表现主义产生的视觉力量的威力至今不绝。如果说，过去具有冷漠质感的抽象绘画，带有某些精英思想的痕迹的话，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反诘则保留了更多形象的对抗气息。20世纪70年代，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伊门道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断思考社会现实的变化给艺术带来的新的可能性，而做一个政治风景中的画家成为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重要课题。与伊门道夫、巴塞利茨等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的直接对话，促使吕山川对当代艺术中的“绘画性”和“当下性”有了更入的思考。
        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对“绘画性”的强调不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艺术性，单纯地将绘画看作愉悦视觉的工具，就其不可复制性而言，“绘画性”承载着更为直观的叙事功能，从而成为直视反映现代社会的重要艺术属性。能否将“绘画性”与“当下性”协调地糅合于一体，成为许多艺术家亟待攻坚的课题。从2006年以来这批新作的诞生看来，吕山川在参与当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态度和根植于心中的感性绘画世界之间找到了一种协调方式，从而可以看作吕山川的艺术创作寻找到当代化路径的重要转折点，在自我精神的审视和外部世界的影响中折射出新的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