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离 吴杨波

一百年后，黄立言升入天堂。上帝对这个沉默而顽固的人有些愠怒，但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善良本性。以下是发生在天堂门口的一段对话：

上帝：“二十一世纪是我创立的最好的世纪，物质丰富、社会和谐，所有人都受到我的眷顾和宠爱；为何你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偏偏还要将这一切的美好剥离，就像剥开一张紧贴在皮肤上的清凉膏药：非得让人感到灼灼的痛感才肯罢休？”

黄立言：“……”

对话也许永远不会出现，但我相信在所有看过黄立言作品的人的内心深处，总会存着这样一丝疑问。

这个世上，故作深沉、故作痛苦、故作叛逆的艺术家多了去了；我们已经看了太多太多苍白凄凉的画面、绝望中的呐喊嘶叫、绘声绘色的悲情。但黄立言并没有。在朋友聚会时安静地微笑着坐在一边；在相对贫穷的日子里安然上网搜麦克·杰克逊；在作画的时候偶尔还为画不好而烦恼……

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这个外表本份的带着近视眼镜的三十五岁大男孩，内心却暗含着极其危险的对这个世界的破坏性力量。

一

二十世纪是以对科学发现的全面展开为起点的，人的精神却并没有像十九世纪那样跟随科学的进步而而进一步高扬。相反，人类很快尝到了由科学放出的魔鬼——战争的蹂躏。与之相生而来的国家集权主义、意识形态斗争，让人们感到一旦追求理性和精确成为克制对手和同类的手段，是多么的让人不寒而栗。于是作为一种调整，在二十世纪末人类社会变成了极端的二元格局：让精确的理性精神在冰冷的实验室和地下车间里自动发展，这些能瞬间能改变甚至毁灭世界的巨大力量由一小撮贪婪、互相制衡的商人操纵着；人类在每天放下了实验室和地下车间的工作后（每个人只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小部分工作，谁也不知道科学界和制造业的整体将带人们往何处）换上休闲的服装，一起疯狂地消费着这个由大家创造的物质世界带来的一切——从汽车到高尔夫，从《花花公子》到经验哲学。

黄立言就出生在这个冰冷与沸腾并存的年代，和其它所有出生于70后的人一样，“相信科学”的教育和“疯狂挣钱疯狂消费”的社会心态成为这代人生命中一抹淡淡的底色，尽管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经济文化生活还没有完全成为全球消费时代的领跑者。

迈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时代的二元结构变得更为稳固。这个时代有争端，但大家只是吵吵而已，谁也不动真怒：谁都知道对方也拥有玉石俱焚的力量；这个时代也有贫穷、饥饿和苦难，但那只是属于“不要吃盒饭要吃餐馆”的问题：基因工程已使人类的食物供应总量远超世界得到人口总数。既然如此，人类还要担心什么呢？

新世纪初，在内心底层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黄立言捕捉到了弥散在世间的一丝隐隐的微弱信号，这个信号被大多数人所忽略了，而他没有错过。

二

从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黄立言并没有像其它人一样成为高校教师、步入小资生活。他在南海边珠江入海口湿地的一个安静小村子租了三间房：一间当画室，一间当仓库，一间生活起居。三间房在迷宫一样的巷子里的某一栋握手楼的三层，而这样的巷子在村里有无数条。已经有点朽的紫色木窗外，是邻居家被拖布的水滴到的生锈自行车、稀稀拉拉的爬藤植物和长满苔藓的天井。村子外，汇聚基因工程和纳米工程的生物岛工地和有山一般高的巨大玻璃眼球的科技馆正在火热建设中。

很难想象黄立言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的生活没有第二个人的旁证，自己又对自己的生活保持沉默：倒不是不愿说，而是认为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一样正常。

既然如此，我们倒是可以凭想像和自己的日常经验构筑一个黄立言的生活场景片段。

在街边一家来来往往都是穿着校服的小学生和挽着裤腿的建筑工地工人的快餐店，一个戴眼镜的斯文大男孩安静地享用他的午餐，在随后的半个小时内，有人看见他出现在某条巷子的入口，旋即消失。周日晚上十点半，在从城里返回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尾座上，在明灭的街灯照亮的地方，有人发现了黄立言，后者手里拿着一张DVD影碟，声称刚看过女朋友。

关于黄立言在房间里的生活，我们发现自己的想象力是如此的苍白：对于一个外表如此安静、却又画出如此作品的人，天知道每天在这个干干净净、略带霉味的屋子里发生了些什么？

三

“画画是我的一个寄托”。每每有人要黄立言讲自己的作品，诚恳的艺术家只有这一句回答，并伴随着数不清的意味却没有一个字可以表达的欲言又止神情，让人感受到此人接近封闭的语言中枢受到了很大的信息流压力。

黄立言的画面是冰冷而残酷的，充满了不动声色的荒谬感。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观者的视线在划过画面那些被仔细安置的粗率的形象，消失在背景那怅然若失的黑暗中时，突然会感到画面四边向中央涌出的无声的情绪，这情绪带着一点暖意。

人物——不管是衣冠楚楚还是身着囚服，不管是农民工还是警察保安，都好像是在睡梦之中被押解到观众的正前方，懵懵地面对着光亮，做着自己潜意识中认为该做的事：把手放在烛火上；定定地看着桌上的猴子；挠头；把一只鸟打死，或是其它任何事。

这些人物的状态是那样的荒谬，却又是这样的真实——试想当我们中的每个人在睡梦中被带到一个晦暗的密室，情形恐怕也都差不多。艺术家整日钻在他营造的画布上的密室里，孜孜不倦地从日常生活的片段中将某个与他无冤无仇的人摄了来放进去，将他与正常世界剥离开去，然后不动声色地观察对方，从他的反应来分析对方是否是我们族类。

我们不必用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仔细追踪画面上出现的每一个物体的具体意义，因为每个人——包括用枪打鸟的人，都在做自己本能中正常的事；这些物，也都是正常不过的物。但一旦这些人和物从世间被剥离，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他们身上释放着“人”这个物种最初的气味。在上个世纪或更早的时候，我们高举着“科学”和“理性”的利剑，尽力用现代文明之水来冲刷自己身上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物种的原始落后气味，到二十一世纪，这种气味被洗得快闻不到了，却又发现原来它是如此的重要：它是我们欲望之源，而欲望，则是这个理智而疯狂的世界的原初动力。

黄立言——这个人的“兽性”的观察者和赞颂者，常年沉湎于此，并倚为寄托，包藏着对这个上帝创造的“和谐世纪”的反动。他敏感地觉察到在这个幸福世界的背后，是人的欲望的衰退，人被精心安排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圈养豢养成“人偶”，从生到死。

黄立言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之道，他只是尽一个传统艺术家的本分：观察人、真心诚意地表现人；然而他却发掘到了这个世纪初人类的真实状态：在各种欲望都得以满足之后开始安逸、退化。这种趋势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稳定而加强，但确确实实包含着新的危机。

在这个城市边缘的狭窄空间里，这个艺术家保持了对当代文明危机的敏感嗅觉并用传统的方式呈现在古老的画布上。任何企图从艺术家这里得到预言的人都会失望：与他的名字相反，黄立言不立一言。

                                                           吴杨波

2009年10月于小谷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