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见金身——观陈洪绶人物画作有感

◎汤宇星

      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历史潮流中，明末清初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结点。作为改朝换代的特殊标志，这一时期凸显出的历史魅力不仅在于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波澜壮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方向。二百多年的历史间隔，似乎并没有阻断这前后两个乱世之间的文脉传承。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正是这种潜在影响的最好写照。而艺术风格的遥相呼应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仅就人物画而言，陈洪绶与任伯年之间的惺惺相惜，笔墨间透出缠绵缱绻的浓浓情思，或许亦能体现出这两个时代文化承载的真实面貌。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明亡后更号老迟、悔迟，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浙江诸暨人。和大多数传统文人一样，年轻的陈洪绶热心于功名仕途，然而时运不济，世事多舛，明末朝政的黑暗与腐朽最终让他选择了潜心诗文书画的隐居生活。甲申之变，他僦居山阴徐渭故宅青藤书屋，二年后至云门寺剃度为僧，坚守遗民之志，作为职业文人画家以卖画为生。纵观陈洪绶五十五年的生命历程，伴随着王朝更迭，命运飘零，最终却以其旷世奇伟的艺术成就彪炳史册，我们不禁感慨其人生境遇的瑰丽华彩。张庚《国朝画征录》云：“（陈洪绶）工人物，躯干伟岸，衣纹清圆细劲，兼有公麟、子昂之妙，设色学吴生法，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隋、唐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也。”确是对他艺术创作最高的赞扬。

      这里我们介绍的两幅作品都属于陈洪绶笔墨人物的杰作。《苏武李陵图》绢本设色，是1632年周亮工嘱托陈洪绶创作的一幅人物画作。画面构图以苏武被俘、李陵劝降的历史典故为主题，苏武手持旌节，义正言辞，李陵则衣袖掩面做羞愧状。线条遒劲，意趣高古，是陈洪绶中年时期的典型风格，创作于明朝覆灭之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图装裱极具特色，诗堂部分使用了一张宋代金粟山藏经纸，背面印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二十九卷经文内容。无论是纸质还是经文风格，都向我们清晰地展现出宋代刻经的精美绝伦，这无疑为此件作品增添了无限魅力。由于历史原因，此图曾一度成为青岛博物馆藏品，1991年被收录于《青岛博物馆藏画集》中。

      释读后世题跋我们发现，《苏武李陵图》曾为清代著名收藏家于祉（字燕受）所有，裱边有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款识印鉴。依据陈介祺所言，陈洪绶的题款原有“栎园”二字，不知何时竟被好事者挖去，这或许是因为好事者认为周亮工的降清行为无法与苏武的坚心忠骨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周亮工委托陈洪绶创作此图的初衷，却一定是为了映衬其忠心谋国的信念。周亮工字符亮，号栎园先生，崇祯年间进士，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篆刻家与收藏家。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矛盾，后人也常常对其褒贬不一。由于鼎新革故之际投降清廷，使其在文化史上成为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周亮工为清朝服务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赞助明朝遗民，培养青年才俊，对清初江南、福建等地的文化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在陈洪绶逝世的前一年（1651），周亮工入闽途经杭州，于定香桥畔再次拜会了陈洪绶，并向其索画。根据《赖古堂书画跋》与《读画录》的记载，陈洪绶当即为其创作了《高士雅筵图卷》、《陶渊明归去来辞图卷》等大小横直四十二件作品，这一举动足以体现他们二人之间的亲密友谊。查考张岱《西湖梦寻》等史料，定香桥其实就是由苏堤进入花港观鱼东大门的小桥，桥边有一座定香寺，是陈洪绶在杭州的寓所。当年桥下杨柳依依，幽雅静逸，陈洪绶于此创作了大量艺术作品，其中就包括他为《张深之正北西厢记》精心绘制的珍贵版画。“醉后彩云千万里，应随月到定香桥”，如今当我们徜徉于西湖岸边，再次凝望《苏武李陵图》的笔墨神采，追慕往昔，遥想那一缕缕人文主义的情思飞扬，又有谁能不为之感动呢？

     《公孙轩辕开剪图》绢本设色，也是一幅描绘历史人物故事的作品。画面四人神态悠闲，笔势遒劲，虽然历经沧桑，绢本局部略有泛铅，却丝毫没有掩盖原作的精神气质。尤其是人物面部的细节描绘，线条劲爽，力透纸背，意趣高古，栩栩如生，确实生动再现了陈洪绶精湛的笔墨技巧。书法墨迹同样婉转灵动，神采奕奕，经过比对，应当属于陈洪绶中年时期的风格，时间可能略晚于《苏武李陵图》。尤其可贵的是，此图的收藏经历足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任伯年与章敬夫等两位名家的递藏有序，再加上吴昌硕、俞樾、任薰、何维朴、吴淦、姚夔等六位先生的题跋，不仅生动表达了他们对于此幅画作发自内心的喜爱与赞美，而且也为我们清晰勾勒出一个以任伯年为中心的书画交游网络。从时间分析，作品题跋中出现的最早纪年为光绪七年辛巳（1881），任薰、吴淦、姚夔等三人的题跋均写于此时，其中尤以任薰三月二十六日为最早，地点是苏州吴门。之后吴昌硕观此画于戊子（1888）十月，俞樾则题于辛卯（1891）新秋。由此可知，任伯年最迟在1881年（四十二岁）就拥有了这件陈洪绶《公孙轩辕开剪图》，且一直悉心收藏，不厌舟车劳顿四方索题，足见他对此图珍爱有加。何维朴的题跋写于壬子（1912）清明，此时任伯年已经去世，此图终归其至交好友章敬夫所有。作为十九世纪的艺术家，任伯年续接陈洪绶人物画创作风格，具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而此幅经由任伯年收藏的陈洪绶作品，正可谓是两位大师虽相隔数百年却仍旧心有灵犀的最好见证。

      陈洪绶的艺术魅力之所以能在清末民初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自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根据史料分析，陈洪绶人物画风格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的影响。其一，师从蓝瑛，法于周昉、李公麟，线描有如春蚕吐丝般舒缓稳健，于行云流水中挺拔刚毅，直追晋、唐风貌；其二，大量参与木刻版画创作，熟悉人物造型的装饰风格，巧妙运用晚明社会复古、尚奇思潮的影响，将民间趣味与文人审美相结合，引领社会风雅。由此可知，笔墨描绘与木刻创作是陈洪绶艺术生涯中并行不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他耗费心力精心完成的《九歌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以及各式传奇剧本插图，不仅全面系统地再现了人物风格的流变，同时伴随着晚明出版业的高度发达，也使得他的艺术声名享誉海内，冠绝宇外。基于这层关联，陈洪绶绢本笔墨的人物画作，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木刻版画所具有的装饰意味。毋庸置疑，正是这种高古中略带稚拙、典雅中彰显奇丽的装饰风格，经过任熊、任薰、任伯年等人的进一步发展，满足了清末民初上海滩十里洋场的民间审美需求，形成雅俗共赏的新格局，最终造就了三百年来艺术风格传承的典范。

      清顺治九年（1652），陈洪绶离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有关他的生死之谜，历来语焉不详，甚为蹊跷。同时代友人丁耀亢在挽诗中有所谓“黄祖之祸”的说法，暗示陈可能死于非命。经现代学者黄涌泉、裘沙等先生的考证研究，认为陈洪绶晚年确实是遭到不测之祸，被迫而死。任道斌先生更是明确指出，陈洪绶因大骂权贵田雄叛明降清的无耻行径而最终选择了脱生死。作为一代画坛宗伯，陈洪绶竟然是以如此壮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满腔热血彰显浩然正气，他是在用生命的价值谱写一代遗民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何不当退转，笔底见金身。”此乃《宝纶堂集》收录的陈洪绶诗句。诗如其人，画如其人，斯言永存！

图说：
陈洪绶（1598～1652） 苏武李陵图 设色绢本 立轴 1632年作 123.5×54cm
出版：《青岛市博物馆藏画集》第三十六图，文物出版社，1991年。
说明：1. 清金石学家陈介祺题跋、题签，于燕受旧藏。
   2. 据陈介祺所云上款栎园为周亮工，后为好事者涂去。

陈洪绶（1598～1652） 公孙轩辕开剪图
设色绢本 立轴 112×47cm
说明：任伯年旧藏，吴昌硕、俞樾、任熏、何维朴等六家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