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军
从明代中期的弘治年间（1488—1505）开始，明代的文学与艺术开始逐渐兴起尚古好奇的风气。这股复古求奇之风一直影响至清初，持续达一个多世纪。王铎的书法艺术便是诞生于这样的复古大潮之中，并以其独特的风格面貌闻名于书坛的。
王铎出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他生活的年代，文征明领导的吴门书画流派已渐趋衰落，董其昌正执牛耳。董氏提出“南北宗论”，对古代的山水画发展进行整理，在书法上也提倡学习古人。他所说的“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堪为典型。这透露出，一方面，明代人在蒙元统治对汉族文化破坏之后，面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或是对未来感到失望，唤起了人们对美好过去的留恋。人们努力地追忆过去的历史辉煌，试图去恢复曾经的文化繁荣。另一方面，在不断探讨古代文化的同时，人们发现距明最近的南宋王朝并不能完全符合当时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与目标。尤其是宋代理学将文学与艺术作为政治的工具，过多的政治因素约束了人们的真情实感，以至于“礼教杀人”。因而他们推崇的文学艺术的典范必然是高于宋代的。正因为尚古，人们从古代寻找各种各样的事例作为标准，结果却往往是变得奇怪诡异，所以，看似和“尚古”格格不入的“好奇”，与之正是相反相成的关系。由此也不难理解，为甚么晚明的书法家们虽然高呼学古、仿古的口号，但他们笔下的作品却极具个性。
王铎自幼学书，受时风影响，入手便是魏晋。他在五十六岁所书《“秋月西山上”诗六首》中说：“吾自十三岁得断本《圣教序》，临之三年，字字逼肖。”并在《琅华馆帖册》跋中强调：“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除了《圣教序》、《兰亭序》等名帖以外，王铎还受到《淳化阁帖》的巨大影响。他在《临<淳化阁帖>》跋中写道：“余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可见他将二王视为书法正宗，并由唐宋各大家博采众长、追本溯源，以之为自己实践的起点与归宿。
另外王铎对米芾情有独锺，并选择米芾作为自己深入传统的切入口与树立个人风格的突破口。他在《跋米芾<吴江舟中诗卷>》中赞美道：“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在《跋米元章<告梦帖>》中他又说：“海岳书……如飞仙御风，得《兰亭》、《圣教》遗意，迈宋一代……予经见内府米真迹书啓约千余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醉心如此。”可见他对米芾书法的推崇备至。他一生善于学习，在崇祯末年其书法风格渐渐成熟定型，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行书诗轴》书于明弘光元年（1645）乙酉，即清顺治二年，王铎时年五十四岁。先于此，从崇祯末年开始，王铎在仕途与人生上都跌进了低谷。在朝廷上由于和阁臣温体仁、杨嗣昌等人先后不和，因而备受排挤。而后三个子女、妹妹及父母又相继去世。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在煤山自缢。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监国，因福王与王铎有旧，便推其为东阁大学士，但此时王铎还在苏州一带漂泊。这一年的天翻地覆，使他的劫后余生并不安宁。之后，王铎虽然在弘光小朝廷被加为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乃至太子太保等高官厚爵，但明王朝气数已尽，难以挽回。他先是力争不可恢复东厂，后来又亟劝福王不可贪图享乐。至十一月又因为乡党请謚之事与首辅马士英发生严重摩擦。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又陆续发生“大悲案”、“伪太子案”、“童妃案”，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特别是在“伪太子案”中，王铎力主太子为伪而遭受唾骂，时有民谣曰：“射人先射马（士英），擒贼先擒王（铎）。”竟于弘光元年（1645）五月十一日，都城百姓入狱救太子，捶骂殴詈王铎不止。众人将他拔须撏发至秃，囚禁于城中，后来又闯入他家中，抢劫一空。他的所有财赀与收藏的大量书画尽被洗劫。这无疑是在明王朝苟延残喘的历史上又添了一部闹剧而已。五月十五日提督京城赵之龙叩首迎接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城，开洪武门。王铎、钱谦益等文武数百人出城投降。王铎受到清军的厚遇，从此开始了晚年的降清生活，直到顺治九年（1652）去世。
《行书诗轴》便是王铎在刚刚降清不久的秋天所写，在国难当头、家庭变故之际，他的心中定有难言的滋味与不尽的无奈。全文曰：“缑溪吾有旧，况复在篱间。游践牵多事，劳心岂恶闲。诛茅拟赤甲，握镜悯红颜。自爱芝差好，烟中不欲还。问缑溪。乙酉秋日，良庵老词坛正之。嵩下王铎。”这幅作品非常能代表王铎成熟期的风格。此时他已经在二王及唐宋各大家的基础上，对米芾书法特有的跳跃跌宕、欹侧变化有了独到领会。虽然米芾研习二王，并发挥了王献之“一笔书”的艺术特点，但是他的作品多限于尺牍小幅。王铎则在米芾从未涉足的领域，将这种特点扩展到长轴巨幅，从而作了尽情发挥与别有心裁的演绎。作品中有多个字之间连绵相属，既具有“颜筋柳骨”的厚重宽博、挺拔劲媚，也有二王的潇洒自如、婉转圆通。通过米芾，他把“一笔书”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最后“烟中不欲还”数字跌宕起伏、纵横飘逸，正是达到了笔在意在、笔断意连的境界。
作品上的钤印为“王铎之印”与“烟潭渔叟”两方白文印，尤其具有学术参考价值。因为这两方印都是王铎五十四岁以后才开始使用的。而且这方“烟潭渔叟”印只在五十四岁至五十五岁期间使用，常与这方“王铎之印”搭配出现。五十五岁之后便换用另一方印文十分饱满的“烟潭渔叟”印，可见于他五十五岁该年十二月的《高邮作》。有些伪造者不察，或许会在贋品中误用这几方印章。而这件作品上这两方印在印文、时间各方面正好相符，可以作为鉴定的标准了。
另一幅《赠敷五文语轴》书于顺治八年（1651）辛卯，王铎时年六十岁，已经垂垂老矣。在政治上他似乎已很难再有甚么大作为。这年三月他上疏言尊师重道，请幸学释奠事。四月四日他受命祭告华山，并于四月十五日出发，至六月初祭毕下山后，他便向西行进至甘肃、四川等地，直到十二月初六回到故里孟津。这时的王铎已经抱病服药，此后他便居住在家，至第二年三月十八日去世。所以这件作品是王铎极晚年时所写，也可看出他的书法艺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不过所书的内容并不甚易解，文曰：“敷五玉立年，又谦度冲襟，对之知为木鸡。双璧莹彻，圭璋特达，又能善藏其璞，世业骏蓄，必有以弘贲无穷。勉焉孳孳，吾虽懵懵老樗，尚欲举㪺以贺也。（根据《书道全集》第二十一卷释文解说第二十四页句读）”这大概是在祭华山前后赠送给某位朋友的勉励之语。其中不难看出王铎自称“懵懵老樗”，感叹衰老，对年轻俊彦寄予厚望。不过这件书法却并没有衰老之象，那种气贯长虹的笔势丝毫不减当年。此作后来流传至日本，为工藤壮平家族收藏，曾被村上三岛编入《书道全集》与《王铎的书法——条幅编》等书。
这两件作品的高度都在两米以上，这与明代的房屋建筑的高度大增，以及室内的装饰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明代房屋建筑本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曾规定庶人房舍不得超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彩饰；一、二品官员住宅为五间九架；三至五品五间七架；六至九品三间七架。但还是常有违制的现象出现，尤其是在经济发达之后，一些富豪缙绅的住宅更是经常僭越制度规定。为配合这种大宅的高厅大堂，自然形成了高头长轴的创作。对于厅堂悬挂书画，明人也非常讲究。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就指出：“悬画宜高，斋中仅可置一轴在上。”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得屋内悬挂的书画主题更为突出。
这些都为王铎发展自己的独特书风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且他喜欢用作书写材料的绫，除了尺幅宽度的限制以外，在长度上是可以不限的。这也避免了纸张往往因尺幅有限而产生的局限性。绫是质地轻且薄的丝织品，其性柔软，着墨容易渗化，所以要先涂以浆液，再行砑光方可用于书画。王铎使用比较柔软而吸墨的毛笔，往往一笔连书数字，所以刚落笔的字经常墨渍渗化，最后又成为干枯晦涩的飞白。他在绫上的作品经常进行游刃有余的笔锋转换，产生浓与淡、疾与缓、润与涩的丰富变化。而这两幅作品都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堪称是王铎书艺的经典代表与上乘之作。
图说：
王 铎（1592～1652） 行书 赠敷五文语
绫本 立轴 1651年作 201×55cm
出版：1. 《王铎の书法 条幅篇》P51～54，村上三岛编，二玄社1979年2月。
2. 《王铎书法全集》第五卷，P1603，河南美术出版社。
王 铎（1592～1652） 行书 自作诗
绫本 镜片 1645年作 248.5×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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