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系列作品之“千禧年的巴比伦塔”，用18个国家的人发编织成伪汉英文合体。(创作于1998年)
比起艺术理论，谷文达更喜欢和别人聊聊自己的经历。20多年美利坚的文化影响，让他越来越相信，艺术创作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离开了生存，艺术甚么也不是。那长久被保留而此时缠于脑后的灰色发髻，也许正因为见证了他的生命，相应的成为他艺术家形象的经典标识。
“我曾开玩笑，说捨不得剪这长髮，因为它一半长在中国，一半长在西方。”和徐冰、蔡国强、黄永石水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海外四大金刚”的谷文达说。
现在的谷文达，正享受着随心所欲又不逾矩的惬意生活，尽管他今年才55岁。他在美国纽约市郊哈德逊河(Hudson River)河谷一带有一个私人工作室，每年他都会在这个历史保护区内待上半年，静心创作水墨画。剩下的半年，他常驻老家上海，或飞向世界各地参与艺术计划;北京也有专业团队帮他打理艺术市场和做公关，让他在20多年的“缺席”后，能以最快的速度接上中国本土的地气。
从今年起到明年，谷文达在香港停留的次数也将增加。刚于近期，他受聘成为香港大学2011至2012年度“驻院艺术家”，并参与港大百年的校庆活动。一听说以理论研究为主导的人文学院并没有专门的艺术工作室，他立即表现出“实干家”的务实：想领学生多看展览，或让学生参与创作自己的下一个作品。“我会更多的分享我的艺术生活和发生在创作中的故事，这远比看图说话来得有意思。”谷文达的英文地道，带美式口音。态度开放、随意，他甚至和记者主动提到今年6月就满8岁的从湖北领养的女儿，他正准备为她办一个水墨画展，将慈善义卖所得的款项全数捐给孤儿院。“我对她没有任何迴避，想从小培养她的社会意识。”
他对香港应该感情颇深，当年充满改造精神的实验水墨画和对文字的拆解错构，令他当仁不让的成为“85美术新潮”的代表人物，正是通过香港汉雅轩画廊的老闆张颂仁，1993年在前者推动的“后89美术新潮”展览中，他的作品和一众内地艺术家首次以集体的方式被正式介绍到海外。而香港人也不会对他的艺术陌生，他以世界各地的人发为材料的大型装置作品系列《联合国——中国纪念碑：天坛》被摩根斯丹利购入，1999年由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捐赠给香港艺术馆并成为其典藏。
从“震源中心”到世界大容
谷文达最常说的是自己赶上了很多时机，包括文革、纯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黄金时代，现在回国，他正好碰上国内正逐渐成型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环境。「我们这一代的经验更完整，」他说，“两种极端的社会形态我都经历了，这让我比现在80后、90后的人多了参照系，我可以分别看到本土人看不到的中国和美国。”
1987年在他辞去执教7年的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国画系赴美前，他因创作伪汉字和错文字为基础的水墨行为艺术和大型水墨装置，成为当时国内观念水墨画的先声，更曾被当时的《中国美术报》称为中国画地震的“震源中心”。而1993年，身在美国的他开始製作预定15年、从25个国家的300多间髮廊中收集人髮的《联合国》装置系列，更成为他立足西方当代艺术的转折时刻。1999年美国主流艺术杂誌《美国艺术》更以此作为封面。“那个时候，凡是不在英美体系的外国艺术家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境，这个困境也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直到《联合国》作品，我才觉得解放了。它不仅涉及400多万人的头髮，也触及了不同文化的包容性问题。”
当年同在浙江美院、从事美术史理论研究的现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对那时就住对面的谷文达印象深刻，他解释谷文达之所以能走得远，是因为他身具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子，并对西方当代艺术理解和吸收得特别好。
谷文达在个人官方网页上，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祖父与田汉、欧阳予倩齐名的话剧和电影导演谷剑尘，尽管他还未出生，祖父已背上“大右派”之名，被关进上海监狱。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纪念谷剑尘80诞辰时，他才了解了祖父的过去。“他之所以没有像田汉他们那么有名，和他没有参加左联有很大关係，虽然他也参加抗战，但和四大家族的关係比较近。”谷文达小时家境优越，父亲曾在解放后任职上海一区的财政局局长。“外祖父是商人，他写过很多星象学的书，我这次在香港还买到了他一本书的影印本，网上的评级是5颗星。”母亲在收到外祖父遗产30斤纯黄金时，毅然上交给了国家。“我问她为甚么不自己留下来，她说不希望我成为纨携子弟。”
人法自然顺势而行
爱上画画，家庭也有间接影响，姐姐拉大提琴，哥哥喜欢画画。“不过文革对我的烙印最深。我因为有一点美术基础，上中学时做个红小兵的美工，写很多大标语，画报头。”那时他开始对文革标语上的错字和错文法发生兴趣，这种影响极为深刻，甚至直接启发了他后来的观念水墨创作。对水墨传统概念的提升和对中文文字的反叛，则分别源于他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被分配学习他讨厌的木刻专业，而后来在浙江美院跟随传统山水画大师陆俨少，后者则为他日后对水墨画的超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在“海外四大金刚”中，可能谷文达的英文说得是最熘的，而他现任的美国太太也似乎表明了他对美国社会的彻底融入。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起他到美国后不看展览，也不去美术馆。“美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体制教给我很多生存的能力，我32岁出国，但其实在经济生活上还是一个儿童。”第一年在美国，他接受明尼苏达州大学的教职，顺便为了“练习口语”。然而，对美国艺术界流行的以签约名画廊或名画商的营销策略，谷文达并不感兴趣。从出国时获取的加拿大授予的荣誉艺术家奖学金，到曾在早期接受的香港汉雅轩画廊的资助，让他得以保留独立创作的自由和空间。“我出国后从来没打过工，也依靠自己的坚强信念，把生活维持在最低标准。”“我的生存状态，决定了我艺术创作的形态。”
2年前，谷文达开始了另一个系列装置作品《天堂红灯》，他计划在世界各地着名的地标性建筑物上悬挂和覆盖中国的大灯笼。第一件作品选择了比利时的艺术之丘王朝大厦，红黄两色约6,000多个灯笼将其外观覆盖成中式亭子，取名“茶宫”。这既可看成是他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结合的尝试，也是他作为艺术家遇到了近几年逐渐升温的“中国热”的幸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能走多远，这个项目的发起，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谷文达是天秤座，他的从事高端室内设计的美国太太是环保分子，这些都使他对人和自然的相处有更深的对照。无论是早期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对人体生态学的执着，还是后来的波谱，其实他骨子裡还是中国古人的“人法自然”，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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