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谷文达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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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学“学院艺术家计划”是港大首个邀请知名艺术家访问的计划。自2008年成立以来，深受港大师生及公众欢迎，师生们透过计划积极推动知识共享文化。第二届“学院艺术家计划”委任四位在音乐、电影、及视艺界知名艺术家于2011年至2012年担任“学院艺术家”，他们是张婉婷小姐 (电影导演)、罗启锐先生 (电影导演)、叶咏诗小姐 (音乐指挥)及谷文达先生 (视觉艺术家)。访校期间，艺术家将参与及推动连串活动及企划，包括工作坊、电影放映及音乐演出;部分活动，更列入课程学分之内。学院艺术家藉此计划，与大学师生作近距离接触和交流，分享他们在不同艺术范畴的知识与体会，启发学生创意，鼓励他们对各种艺术文化的了解。近日，参与计划的艺术家谷文达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其对艺术、人生等方面的观点。

　　记：这次受邀成为香港大学2011至12年的“驻院艺术家”，您对这个位置有怎样初步的设想?

　　谷：这次正好是港大的百年校庆，也是他们举办“学院艺术家计划”以来第一次请视觉艺术家，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在考虑要提供甚么可能是港大之前所没有的。我是实践艺术家，后来了解到他们(人文学院)其实没有自己的studio arts，这个情况比较特别，因为学生对艺术的认识和掌握可能只是从书本而来，我希望他们能有多一些艺术实践的机会。我一直关注创作，和收藏家、画廊和博物馆都有交流，我会和学生分享这方面的经验。另外，在演讲中，我还会谈很多我的艺术生活以及做作品中间发生的故事，我觉得这远比看图说话更有意思。到第二年，我会想一个活动让学生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可能是我给学校做一个作品。

　　记：您是80年代底去的美国，正好是欧美当代艺术异常繁盛的时期，但与此同时他们开始面临艺术走向的困境。现今当代艺术在中国似乎也出现当年欧美的兴盛，这背后是否也存在某种困境?您个人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曾面临过怎样的艺术困境?

　　谷：其实中国是有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当代艺术的，比如文革前后出现的文化产物，但这与西方大相迳庭。你说的当代文化是特指西方舶来品。中国的当代文化实践得很晚，它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它备受西方关注，这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其次从质量上来说，它们和西方当代艺术甚至与邻近的韩国、日本都有很大的差距;还有一点，中国当代艺术仍然在打一个擦边球，未能成为主流文化所接纳的一部分。这样来看，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当代艺术与西方舶来之间，还要经歷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这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之一。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80年代末出国所碰到的情况是，从80年代底开始的新国际主义运动慢慢变成了英美一统天下的局面。任何不在英美体系的欧洲艺术家，比如来自法国的、德国的等都被边缘化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只有叁种可能。第一，你完全国粹，第二你完全放弃自己，变得完全西方。第叁，中西合璧。这叁个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所有英美体系外的艺术家，是一种文化的身份危机。我从不满足只做国粹，尽管我第一口奶吃的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山水画。简单的中西合璧也不是我追求的，更不要说放弃自己，纯粹做西方那一套。

　　我的困境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我做作品《联合国》，才觉得解放了，因为它包容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我用了10几年时间，收集了大概400多万人的头发，人发就是人的身份。这个作品现在还在持续进行。我觉得我的强项是，我既能看到本土人看不到的中国，也能看到美国人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的参照比别人多。

　　记：您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您曾说中国是“母亲”，美国是“父亲”，美国的经历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谷：刚到美国当然会有很多的Shock。在艺术上，虽然浙江美院在我出国前已经很开放了，学校裡有100多种西方艺术杂誌，但毕竟都没有亲身经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生活上。因为当时我读书的时候，中国的生活基本和经济没有甚么关係，一切都是国家来计划和分配。我可以说还是个书獃子。我32岁离开中国，到美国的第二年，我才第一次有我的银行账户，我在美国租房子要写支票，我连支票是甚么都不清楚。所以，我实际的生存能力也都是从纽约才开始学习的，之前在经济生活上还是个儿童。

　　但我们这一代跟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艺术家有很大的不同，在于我经历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一个是极成熟的资本主义，现在我一半时间在纽约，一半时间在中国，在上海有一个艺术工作室，而我的艺术公关在北京，这样，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我也给补上了。这是我的运气，让我能够有这么多的比较。

　　记：您的作品很多都与文字、异族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等主题有关，比如您最早曾发明了一种虚拟字符，还有后来做《碑林--唐诗后着》，把唐诗辗转翻译等，是否与您的个人经历有关?

　　谷：这绝对是。我从80年代初开始做文字的作品，算是最早做这类作品的艺术家。对我来说，文革的经验是我做文字的重要来源。我一直认为文革的大字报离开了过去元宋明清以来的书法体系，它的语法和书写的错误其实最具有独创性，因为参与书写的人都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此外，我当时开始学纂字。这种字只有专家、学者才能解读，但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就像假字。第叁个塬因是我那时已开始研究西方的语言哲学。我的创作是从以文字为主的大型水墨画发展到后来山水画变成了创作中的背景，而我所建立的当代探索水墨画的观念也从平面发展到装置。这是我出国前的建树。

　　记：以中国文字作为创作主体，另一位艺术家徐冰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他的作品《天书》、《地书》等，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因为你们这一代艺术家有类似的生活路径?

　　谷：从图像艺术来说，西方并没有以独立的文字作为艺术的传统，汉字是中国才有的独立的艺术门类。我做文字其实就和中国书法的审美有很大关係。很多当代艺术家是从油画开始进入当代艺术创作的，从国画出来的人特别少，所以他们在寻找中国人的文化形象上，在审美方面仍然有一定的距离。我想我是得益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然后跨领域，这需要一番苦功。这方面我和徐冰有同感，他是版画出身，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关係。我们相当于是拿了中国文化到了西方，被锤炼了一遍。

　　记：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上，您之前比较关注、注重生态学以及全球化方面的话题，近年则似乎更注意和大众文化结合，能就此多分享一些么?

　　谷：我近几年开始做另外一个系列，就是《天堂红灯》。最先是因为前年在比利时举行的欧罗巴艺术节，中国是主宾国，文化部请我做一个作品。我用了6,500个灯笼将比利时的一个会议中心搭建成中国的亭台楼阁。那个建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举办世博会的地方，这个搭建过程动用的人力物资很大，但也很有意思。明年是德国的中国年，我会再找一个建筑做。在中国我只做一些方案图，比如给上海的几个标誌建筑卢浦大桥、金茂大厦搭建。我给西湖也设计过一个效果图。我将来也会使用更多当代媒体，将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结合，比如霓虹灯的书法，比如水墨画和动画和书法的结合。这裡面当然也会有一个困境，和大众结合有它的难度，要考虑的是它的深度在哪裡?能把握的当代性在哪裡?中国当代艺术能否成为中国自己的文化符号，这个要看社会本身的政治、经济发展。

　　链接：谷文达简介

　　谷文达1955年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班，师从陆俨少先生。1981年至1987年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1987年获加拿大国家外国访问艺术家奖并在多伦多约克大学举办了其首次在国外的个人展览。同年移民美国，开始创作大规模装置。早期他用人发和胎盘粉来创作作品，试图探索多元文化、全球化的主题;从用人发组成的汉字装置《联合国》到对古文的重新翻译《碑林：唐诗后着》，他不断阐释着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语言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