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漫长的阶段都属于中国摄影囿于自我设定的价值系统内部，自足自恋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西碰撞的觉醒开始了。1988年，杨绍明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在31届荷赛中获得新闻人物类三等奖，由此启动了中国摄影在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后对世界的重新向往。观念的变革不会一蹴而就，而是缓慢递进的过程;但过程的启动，一定伴随着震撼心灵的事件发生。也在这一年，中国摄影的世界眼光因为一桩貌似偶然事件的出现而发生了此后延续久远的剧烈震荡;是年11月，北京国际摄影周举办，阿龙•瑞宁格、富兰克•富尼尔、德利普•梅塔等来自美国《生活》周刊、联系图片社和《国家地理》杂志以及荷兰国际新闻摄影基金会的代表与中国的一批新闻摄影师进行了一周的交流，说是交流，实质却是单向的熏陶和开悟。随之而来的三个展览：“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30年”、“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10周年”、“摄影术发明150年”，让拍摄了数10年中国式新闻摄影的官方媒体记者，在早已养成传递政治意愿、图解意识形态的职业惯性后，第一次对自己的作品意义产生了怀疑，醍醐灌顶式的觉醒迅速蔓延。彼时，风花雪月的“艺术摄影”正引领主流，而“纪实摄影”这个新概念渐渐由名称引进到风格的实践探索，立即掀开了至今未息的观念变革潮;这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影像价值革命。学者刘树勇在2009年宛平纪实摄影大展中撰文指出，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出现“其实就是一个寻求中国新闻摄影的尊严和意义化的过程”。
在家中看报纸《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系列之一 杨绍明 摄
中国摄影的尊严与自信，就在这样的被动碰撞中缓缓建立。
21世纪初，摄影节展开始出现。初始，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与摄影团体、个人的表现意志相糅合，中国视野和国内影响乃其目标所在;或者说多数此类节展，国际化只是会展经济里徒有其表的口号，是为了突出规模与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手段。随着定期活动的经年沿袭，邀请国外摄影师及作品的工作也由对表象的追求兼及实质，事实上的理念渗透和对外推介，因之展开。作为中国的组织方来说，从国外展品与摄影师那儿寻求新的信息、启发和触动，是一个因素，而推介中国的摄影以及优秀摄影师也是重要一环。犹如2009连州展中美国摄影师利奥•罗宾芬对“9•11”恐怖袭击前后世界“精神创伤”的剖析，广州双年展将淹没在历史阴影中的中国摄影大师庄学本作为特展的重点推出，这样的磨合将摄影师、摄影作品和研究影像的学者结合到了一起，令摄影的中西交流直接抵达了理性和观念的层面。
无论是报道新闻事实还是阐述艺术思想，也不管是在本土举办节展还是远赴异域开设仪式，所有与国际交往有关的摄影报道与传播行为都不能回避那个老问题：如何报道中国?报道怎样的一个中国?而这两个问号，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面：手段与目的。
报喜不报忧，重主观的意识形态宣传而轻客观的事实报道，摄影的工具特征甚于媒介角色，这些都是1949年以来对内摄影规范在外宣上的延伸。
事实上，外宣政策关系着中国的核心利益、政治制度和主权国家的基本价值体系;在客观上，塑造国家形象与维护国家利益，因历史的教训而存在思维上的悖论。日本人曾经凭借铁人王进喜的一句话以及相关照片而研究出大庆油田的位置、储量，令国人对于信息公布深怀忧惧;然而世界早已发生改变，2009的全球化时代已远非1949或1964(1964年《人民日报》刊发：《大庆精神大庆人》一文及照片)可想象，中国若不主动向世界报道中国，已绝难阻止他人对于中国的“他者”式报道，与其被动不如主动;而既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国际形象又不损伤国家利益，“如何报道中国”就成为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政府意识到的是如何提升国际传播的技巧和水平，而作为新闻记者、摄影师和艺术家，尚需在此基础上挖掘潜质，体现独立自由的艺术思想和个体智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被人们誉为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那一个大发展的阶段才能相比拟。世界急需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中国模式”也确实有值得世界诸多国家借鉴、学习之处，然而源自中国本土的中国报道，长时间带有一种令人厌倦、心生拒绝的官僚主义腔调;它使正面的报道变成粉饰，负面报道则给人以高度选择后的诚意缺失。
事实表明，许多西方国家其实早已启动了国家公关计划，“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被巧妙地隐藏在媒介传播和影视产品中，自己国家的政治、商业和文化利益也在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输出中得到维护和扩张。今天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一种姿态与方法，来给世界一个可信和有力量的中国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还是可以通过借鉴西方经验来获得。这不是自轻自贱，却类似于以往的被动觉醒，如同现代中国的革命是以反传统和追寻现代化(也是西方化)为目标，当代中国的影像对外报道，理应成为值得期待的又一次理念磨合。纯而又纯的中国式又“红”又“专”在西方国家的摄影乃至视觉文化传播中的娴熟应用，足以成为中国摄影在反省中的效仿者，以职业人的姿态和职业化的方式来操作，使用一种他人可以认同也愿意接受的语言和形式，是实施报道中国计划的需要，也是摄影参与国家公关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摄影的对外报道中，别人期望什么与我们自己希望对方接受什么，这之间的关系需要依赖经验与智慧来明确，若能寻找到二者都能接受的方式予以恰当、适时的表述，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劳动与心血的尊重。然隐没其间的，还有赖于影像话语权的建立。
中国摄影化成天下的影像话语权建立
2009年12月，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亚洲频道开始以六周的时间播出一则30秒钟的“中国广告”，此后该广告又先后在北美、欧洲等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地区播出。这则由国家商务部投放的形象广告在海外的传播，意味着中国开始直接面向西方推介自己。对此有专家指出，与“中国制造”的视频广告相比，其他国家投放的形象广告较偏重于平面媒体。在一则泰国政府的海外形象广告海报中，两名少女戴着长长的金色颈圈望着观看者，那肃穆的神情和甜甜的微笑，可爱得让人怀恋。“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一个国家”，作为文化传播中的摄影现象，并不鲜见。由此我们发现，摄影作为视觉艺术品，它与创作者和观看者个人以及所在社群的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一幅照片就是拍摄者、被摄者心灵世界的呈现，自然也是对观看者精神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在这种心与心的交互对流关系中，核心的内容就是文化。当中国摄影家受全球多个国家或组织之邀前往采风拍摄，成为各国“旅游宣传使者”之时，邀请者推广旅游似为直接的利益所在，而“促进两种文化的深度交流才是重点”(黄丽娜：《中国摄影家成各国旅游宣传使者》，载《中国摄影报》2009年10月9日)。泰国的海外形象广告，两个少女意味悠长的表情实质亦是旨在传播泰国的文化。
中国曾因异域摄影师的影像而在世界尤其是西方掀起遥远而神秘的想象，然它在今天的海外境遇却颇有些尴尬，一方面有关中国的摄影呈现越来越丰富，一方面中国摄影的整体地位与影响力却并未与之相应提高;除了长城和故宫之类喻示传统文化的中国图腾被反复应用，现代中国很少有标志性的影像识别对象。美联社华裔摄影师刘香成1980年代拍摄的喝可口可乐的男子和2009年《时代》周刊封面上四个女工的肖像，眼光独到，但依然是西方人眼中西方观看，中国本土摄影师更具中国现实特征的丰富影像并不能为外媒采纳，也难以为西方读者所广知。这提醒我们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摄影的理念和价值观长期尾随于西方，既不能超前也无独创，小心翼翼的逢迎、虔诚的贴近、谦卑的趋同，有时力图跻身行列而目的只在凌驾于国内同行之上，此类弊端与陋习饱受诟病却一袭数十年;其根由何在?
摄影是一国一族群文化的产物，摄影也是一国一族群文化的载体。
摄影在一国的长期生态可以凝结成具有一定特征的摄影文化，它根植于深厚的本国和特定地域文化中，而具有历史传统的一国、一民族文化的时代兴衰，又反作用于摄影文化的强弱。这一辩证关系还指导着具体的艺术规则：摄影对一国传统文化的倡导与流布，不仅是摄影的职志所在，也是其地位和价值观树立的根基。2009年底中国翻译界大家级人物杨宪益的离世，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思考。实际上，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一直处于弱势。中国摄影文化以及摄影传播中国文化的状况，亦然。经济跻身大国的行列激励着文化大国的建设冲动，而现实却面临着重重困境。面对此情此境，缘木求鱼实不如退而结网，在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实现如愿对外报道中国的理想而他人如何报道中国又难以掌控的情况下，理智的方法是蓄聚力量，充实自我，先自建设一个本国摄影的良好生态——解决如何对外报道中国的问题，在于首先解决好如何对内报道中国的问题。
真实是自信的表现。真实面对，不仅仅指国境之外存有误解或偏见的异域者，也包括国境以内的中国人自己。宣传与说教的方式已不再万能，摄影和承载意识形态的其它传播媒介一样，生产与传播的方式、理念亟待更新。真实、坦诚、平等，可谓摄影在今天从采制方式到传播观念必须建立的基本姿态——对内，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单向、强制灌输，已经令人生厌，也不再行之有效;对外，倘若缺乏彼此的尊重，缺乏亲和力与吸引力的摄影语言和平等态度来真诚阐释当代的中国，已无法赢得人心。再没有比真实更强大的力量了。反映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必然存在的问题、矛盾，总比刻意掩盖着鄙陋而故作高傲或自负地虚构一个经过粉饰的国家形象，更让人尊敬。真诚与勇敢的反思也是国家力量与自信心的体现。
摄影如何报道中国，系于摄影的中国生态，而生态又事关摄影在今日中国的历史使命，即：对内建设中国的摄影文化，对外以影像参与中国文化的传播;二者紧密关联又相互作用。
今天的中国人，正处于千余年未有的变局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急剧增长，一方面民众的心灵世界极度衰败荒芜，追逐利益的狂热欲望扼杀着人在理性世界的精神向往，道德感整体跌落，人性的重建与核心价值观的重构面临着残酷的生存现实的拷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摄影生态遭受着商业化、世俗化乃至官场文化本位主义等等时弊的侵蚀，诸多节展活动在彰显地方文化的竭力鼓吹中行发展主义和政绩诉求之实，于狂躁的热闹中标榜文化成果的季节性收割。摄影师群体中以模仿抄袭、短时间暴得声名与利益以跻身圈内获得虚妄尊位者众，鲜有持守信念、甘于寂寞、独辟蹊径或冒天下之大不韪开辟新途以结硕果者。物质财富的丰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艺术思想的自由迸发，一如政府行为、官方意志在思想和艺术领域的深度干预势必禁锢文化产品的创生一样;今天的中国摄影与生于此一时代具有大家天赋、大师潜质的杰出摄影师，注定必须在抵御名利诱惑与持守艺术信念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卓有成就者，其眼界不受身份、职责、处境所限，而是世界的;西方的摄影之于他，固然有距离，有隔阂，但并不陌生。无论身在何处，他能深潜于中国文化的根部和社会的底层，寻觅二者在现实中国的结合点，并以坦诚的态度实施影像表达。并且，他始终是以一个知识人、思想独立的影像艺术家的立场，面对世界的阅读者、面对整个的人类世界，去记录并传播一个真实而变化的中国。诸如：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亦即中国人的爱，中国人的恨，中国人的向往与梦想、痛苦与忧伤;中国社会的特征，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革新，传统思想在现代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等等。此外，类似于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这种纯粹民间基金组织的成批量、有学术质量、有资金保证地长时间幸存，也是健康生态的基本条件，野生的鸡比豢养的凤凰更具旺盛的生命力，它们为那些有才华的摄影师在体制外拥有了一份实现抱负的可能。在2009年基金资助难以为继之时，李媚、于德水等一批学者竭尽全力的无私支撑，勉力承续，表明了中国依然拥有一批对于摄影的忠诚挚爱之士。他山之石亦表明，政府对于艺术实行资金扶持和思想包容、艺术家保持民间化的自由创作与生存方式，正是诸多欧洲国家摄影文化数年累积、力量蓄聚的共同特征。就摄影以及一切艺术表现形式而言，对独创性、探索性乃至叛逆性艺术类型的包容、默许，对多元文化形态的鼓励，也是大国文化的基本姿态。中国摄影文化在西方价值观主宰百余年的世界寻求地位，实赖中国摄影大家式人物的长成;然所谓中国摄影的大家人物，也不限于在学养、识见以及世界胸怀上卓尔不凡的当代、未来摄影师，还在于对庄学本、沙飞等前辈摄影师的挖掘、整理以及理论研究和对外传布;中国摄影史修撰的启动、当代中国摄影的系统化理论的深度阐述，也可谓此一工作的基础。
在2009，荷赛施加于中国摄影人的心理震惊，自然引发如许深度联想：中国人如此被动，亦步亦趋于西方影像价值观所代表的普世价值观，这一状况能否改变?是否有可能产生非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摄影有否可能建立起主导西方、主宰世界的影像价值观?
摄影以及与摄影有关的一切国际性艺术交往活动，从来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如何报道，事关报道者的手段与方法、技巧与智慧，但受众接受与否、接受的程度与效果，还有赖技术背后的实力支撑。
起始于2005年的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迄今已五届，其评选宗旨即在体现“世界水平、中国特点”;而“建立体现中国新闻摄影价值观念的新的国际新闻摄影评判标准”，目的在于使“中国摄影人从规则的遵守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中国人开始制定自己或曰代表东方的摄影价值衡量标准，希冀建立属于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像价值观，实乃争取由被动地位向主动地位的转换。虽然，在本国影像力量尚且虚弱的情况下，这颇有些如许感觉：稻子尚未长熟却先自在田边建好了评级分等的交易市场，重在推销自家产品和意见的目的清晰可见，然这仍然是一件值得期待的壮举;尽管评选规则、方式等具体实务有待完善，而东施效颦的指责或荷赛在先的尴尬以及政治立场对独立判断的损伤，都不能全免。中国摄影的信心原本源于西方理念的浸淫，因此，华赛权威的建立并不可无视普世的价值观而刻意求异，而在吸纳的基础上丰富完善，自信心的获取则在于更强大文化内涵的支撑。将主题确立为“和平与发展”，倒也洽合了中国文化和为贵、“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传统文化特征。
在摄影界近些年的中外交流中，中国往往缺乏在文化高度上的观点提出，思想贫乏、文化怯懦与物质层面的财主姿态，限制了创造性思维的深入、有价值观点的表达，浮于表面和程式，满足酿造事件以及伪国际化舆论的生产，成为简单机械的重复。摄影价值观的创立是影像话语权获取的基础，只有建立起世人都能接受并自觉遵从的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世人普遍适用的价值观，才能享有足够的影像话语权。而普世价值观的建立，首先必须建立起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影像价值评价体系。亦即：植根于多元文化以及历史传统中的摄影价值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以及价值生成的原则、规范等。惟其如此，中西方摄影在文化上的对话，才有可能;因为对话的基本条件，一是平等，而是有话可对。陈卫星教授在2009连州展中谈论到本土影像的话语权问题时表示：应当“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把问题更准确地提出来，而不是希望所有中国的问题，都成了西方话语的一个翻版”。不是贪图对话的形式而一味学说对方的话，才是真正的平等。中国摄影只有在有效传播本国文化的基础上，构筑其自身独特的摄影文化系统，方能与他国和世界摄影相对等、对话;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摒除自卑心理，兼容并包，创造性地践行成熟理念，才是理想之途。
中国摄影文化及其影像话语权的建设，可以自成一家然不能绝缘于世界尤其是西方，一如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从来都不是推倒固有的一切重来而是层累以往，逐代蓄积，其最大优势即在于包涵与融合，而它的最强力量又是在“不战以却人之兵”的化成天下。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有阐述，早在先秦诸子，实在没有一个人抱着狭隘的国家主义。当时的学术思想，都抱有一种“天下观”。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中国文化史导论》P：239)。诚哉斯言，中国农耕文化的特征不同于游牧和西方商业文化的侵略性，中国人不尚武，话语权也有别于霸权，文化上讲和合，而绝非孤立;通览国史，国人向以开放心态吸纳百家是为道，再“和凝为一”，存养省察，自然蓄聚。如此，以人文化成天下，亦乃中国摄影话语权建立的最高诉愿;也只有这样的影像话语权，才是可行、可信和稳固的。惟其如斯，摄影报道中国，才可能是可信和令人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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