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旅行中的艺术创造——査常平与周春芽对话

　　周：应该有，但不是那么直接。在画桃花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画龙泉的桃花，联想到的可能是江南的桃花，因为江南的桃花在水边，那种感觉是龙泉的桃花所没有的。

　　查：这是在绘画过程中对旅行经验的回顾。另一方面，从结果来看，它是你旅行的产物。按照“另现代”的说法，它所展示的作品关系到旅行的直接过程。比如瓦里德•伯西梯(Walead Beshty)的作品《透明胶片与FedEx》，做的雕塑是用六个玻璃盒材料，在参展的运输过程中有一面玻璃是被砸碎破坏了留下的痕迹，另外五张图片是艺术家本人在机场安检时照片被曝光留下的痕迹。从这个作品看，我们就会发现艺术家直接就在呈现其旅行经验。

　　周：这个作品是比较直接的。

　　查：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在频繁的旅行中，你的作品更多的是到了一个地方留下的经验，在这过程中的经验你曾经有没有尝试表达出来?

　　周：直接有没有还不清楚。但是，旅行带来的情感变化肯定是有的，像伯西梯这种直接表现旅行经验的呈现我好像还没有。跨地区、跨国家情感变化的感受是有的。

　　查：当你旅行回来要重新恢复到一种心境，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经历到什么独特的情绪呢?

　　周：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适应。旅行过后，因为看了、体会了很多东西，突然回来会有一种破坏感。破坏感又会把你拉向一种习惯性的东西，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破坏性和习惯性会产生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消化需要时间，旅行回来更多的是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中。我最长的旅行是在国外留学三年，回来后头一年除了感受到政治上的一些动荡、社会上的一些变化，其中最大的是文化上的，突然看到另一种文化，它给你的刺激和影响要去消化，重新组合这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1989年回国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没有画画，除了政治动荡因素，还要在题材上、思想上作调整。

　　查：需要一个消化期或者说是情感的重新整合时期。

　　周：这是旅行带来的非常大的变化。旅行本身，就是对自身原来情感思想的一个挑战，同时又会丰富自身的情感。

　　查：在你短期旅行中不愉快的情绪，回来后几天或十几天内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周：这种特别不愉快的事，我还是很难遇到的。我的性格比较善于躲开这种事情，包括我的艺术很大程度上也在消除这种感受。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我从事的就是尽量把这些忘掉，因为不学习忘掉你是无法生存的。我从小到大，其实经历了很多很惨的事，经历了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压抑，对于这些我更多的是一种回顾。虽然没有直接遇到很坏的事，但是，在生活上也遇到很多困难，我的习惯是不会直接反映这种困难，也可能我创作出来的刚好是和这种情况相反、对抗性的。但是，恰恰有的艺术家所表现的就是他生活中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我却要找中间很暧昧的、有意思的事情。每一个艺术家他的方式不一样。这两种方式都很可贵，总的来说要看艺术家创作出的作品是否有价值，无论是表现美好的或痛苦的事，只要是真实的。

　　查：作为艺术家、文化人，其实就在两个层面上有一种担当。一种是从正面的角度给人希望、盼望;另一种是从否定的角度呈现这个世界的苦难，但呈现苦难的目的还是要把人引向一种健康而阳光的生活。我认为你刚才有一点说得非常好，正因为这个世界不完美才需要我们去努力。

　　周：每一个人不一样，我选择的是这个方式。比如画桃花是一种理想型的，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都到了大半辈子，人生三分之二的时光已过去了。生命苦短，就算你始终都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但从你一生来看都不会算很多，因为大部分时光生活还是在很平凡中过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珍惜去朝着美好的生活方面努力。当然，有些人去指出这个社会不好的一面，这个也很重要。

　　查：艺术家更多的应该是往正面走，因为你指出了黑暗，黑暗也不会消失;你只有朝着光明方向前行，黑暗才可能离去。人只有行走在光中，他才不会在黑暗中行。

　　周：很多人只是指出不好的，虽然指出也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说的和行的要一致。从艺术家的发展来看，艺术家更多的是朝向理想的东西，大多数的艺术家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会创造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影响他的作品，同时也影响社会，为大家指出一种向往的生活方式，比如看小说、读诗歌、听音乐等等，他会给你提供一种样板。

　　查：在这点上，人若要从根本上摆脱动物性的本能生活状态，其实艺术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现代艺术对人的生命情感的表达，对人的创造力的激发还有想象力的开掘等。艺术确实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人要过人的生活就必须要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