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峰：我的“画院情结”

茹峰

　　茹峰，知名山水画家，2008年由杭师院艺术学院调入浙江画院。同年，担任浙江画院山水画工作室主任一职。与他的相熟，缘于大家都曾是浙江画院二十五周年庆典“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工作状态中的他，思路明晰、条理井然，做事细致、到位，尤其对全国各地的知名画家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似乎还都有着不浅的交情，绝对是我们年轻一辈心中“很有江湖地位”的“前辈”；私下交往时，他又是不拘小节，大声说话、笑闹，并不吝于提点一二的“老大哥”；他生长于风流才子唐伯虎笔下的“桃花坞”，似乎是沾染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桃花仙气”，他甘于放弃让旁人艳羡的优越条件，只为圆心中那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时年四十出头的他，经历过多次人生角色的变换，对于这些看似并非“完顺”的际遇，他却始终感谢……

　　不同的思考角度决定不同的人生态度，他是有“故事”的人，也是有“意思”的人。

　　Q：周星星让“风流才子唐伯虎”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听说您就是出生于“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的那个桃花坞，甚至还与唐寅毗邻而居？

　　A：没错，但事实还不仅于此（笑）。我不仅跟唐伯虎是邻居，附近还曾住过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老太太，小时候还在文征明亲手所植的拙政园古藤下读书、学画……苏州跟杭州一样，都是人文底蕴非常深厚的古城，除了最著名的“吴中四才子”，还有许许多多的文化名人，留墨、遗迹几乎触目可见。

　　Q：中国的传统艺术都讲究“第一口奶”，它不仅代表着一个“好的开头”，很大程度上更影响着今后所走的路子是不是“正途”。您从小就在历代文豪画杰积淀下来的文化环境中受到熏陶，可想而知，喜文乐画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么，谁又是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口奶”呢？

　　A：确实，苏州有很多把传统文化“吃”得非常深的老先生。我最早是跟随蒋风白和周天民两位老先生学工笔花鸟画的，教授我书法的则是祝嘉先生——他在当时就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了，是全国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现在想想，当时的学习条件真是太优越了。后来，大概1986年的时候，我考入了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选择山水画作为自己的专业和今后的方向，当时给我们上课比较多的是童仲焘、卓鹤君和陈向迅三位老师。但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当时还是在陆俨少先生所创的中国画传统教学体系下受教——一上一年级就是临摹陆先生留下来的课题图稿——并且一直受用到现在。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这“第一口奶”还是吃得比较纯正的。

　　Q：既然您一开始学的是工笔花鸟，考美院的时候怎么就选择了山水画专业呢？

　　A：有几方面的因素吧。一方面，当时我从苏州工艺美校毕业后又在刺绣厂做了四年的设计，应该说综合能力比较强。因此，说来好笑，其实当时除了浙美的国画山水专业，我还同时报考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设计专业、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灯光专业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壁画专业，只不过最终录取我的是浙美。当然，另外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在花鸟画方面受老师的影响太深，作品中老师的痕迹太重，这对将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限制，所以就毅然而然地决定要换专业，重新学起。

　　Q：由此可见，其实您对自己的把握是非常清晰的。其实在“二十五周年”与您共事期间，我就有很强烈的感觉：不同于很多“船到桥头自然直”的艺术家，您善于细致、有序、从整体出发的思考方式，这是天赋禀性还是后天锻造而成？

　　A：可能更多该归功于我在“古吴轩”的十二年编辑生涯。从浙美毕业后我就面临了择业，当然，“进画院”是所有学画画的人的梦想，但当时对我而言，“进画院”也仅仅只能是个梦想。那么，在不能留校且必须回到生源地的情况下，我选择了进出版社当编辑。在我的印象中，出版社是个重在与人打交道的地方，比较符合我的性格。而且，“古吴轩”又是个专注于艺术类书籍的出版社，应该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结识很多的业内人士。结果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在那十二年里，我编了很多即便在今天看来都不过时的专业书籍，并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人脉；我还做过古吴轩书画艺术公司的总经理，在艺术品市场“商业”了一把；后来又升官做了编辑部主任，当了回“管理层”……得益于这些角色的变化，我不停地调整自己，让自己去适应并做得更好——你想，编一本书，超过万分之三的差错率就不能出版，我必须逼得自己认真、理性，并且很有秩序。

　　Q：人的际遇其实很有意思，有时看来像是冥冥之中早就注定的：您自小受到艺术熏陶，立志要进画院当专业画家，但是美院毕业后却不得已成了编辑。谁知命运拐了个弯又把您推上了画家之路——今天，您已经实现梦想成为了浙江画院的专职画师。请问，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您彷徨过、否定过自己的“梦想”吗？

　　A：没有，我一直在准备、在等待，相信自己这一生中肯定能够等来这么一个机会。从美院毕业进入出版社后，我从未放下过画笔，丝毫不敢让自己“手生”；从出版社调入杭州师范学院成为国画专业教师，我更是感觉到一种责任和压力——觉得自己的“资本”不够用了，就迫使自己更加努力，一边带研究生，一边还发狠去考博士；在中国美院读博更像是让我站到了一个制高点，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自己今后该走的道路，也让自己更觉紧迫；随后我又非常顺利地评上正教授、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但是，那个梦想一直都还在，并已然成为了一种情结。后来，终于让我等到了能进浙江画院的机会，几乎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画院的怀抱。

　　Q：据我所知，若是论及工资、福利，画院能给的条件应该远远不及高校，更何况当时为了挽留您，校方还开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在现实的物质落差和心中的“画院情结”之间，您选择了后者，那么，浙江画院究竟是什么地方对您产生了如此大的吸引力？

　　A：……我想，首先还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情结：画画的人都想当专业画家，而应该没有画家是不想进入到画院编制的。从很早开始，我就接触浙江画院，也一直都很羡慕画院的画师们，因为这里有许多非常有名的老先生，像曾宓老师、徐启雄老师、姜宝林老师等等，而在高校里，我自己就已经可以算是“老先生”了（笑）。我觉得，人都是有惰性而且容易溺于安逸的，这些老先生对于我而言，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学术上和心理上的参照，让我时刻有种紧迫感：茹峰，当你七十多岁的时候，你能走到这些老先生一样高度吗？

　　Q：在不久前浙江画院二十五周年庆典的大展上，您的最新作品也展列其中，感觉与最早的彩墨“江南民居”系列以及此后比较轻松的“小夜曲”式山水不同，现在您似乎比较偏爱画那种宋、元时期大山大水的景致，少了一分清丽，多了一点苍厚。

　　A：对，画风的变化可能与画家生活环境、心理年龄、生活经历等等的变化息息相关。我从小生活在充满诗意的古城苏州，到处是小桥流水、江南庭院、吴侬软语，因此我画的自然也是自己最熟悉、最想表现的充满诗般色彩的江南水乡。画到一定程度后，我发现自己很难再继续走下去，因为“水乡画”可供追溯的时间不长，缺少学术参照，所以决定先“回归”到水墨，希望通过“温故知新”获取新的启迪。于是，就开始从明清山水入手“补课”，画了一些淡淡的、轻松的山水画，延续着从“水乡”一路走过来的诗意般的心情。再后来，我到学校带学生，临摹宋元古画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教学相长”，我一边教学生，一边自己也有新的体会，慢慢地就开始画现在的那种强调宋元时期原汁原味感觉的大山大水了。

　　其实，历来也有不少画家都关注和表现过“江南水乡”这个主题，但是，我更想以一个“画种”的定位来对待它。其中的区别在于，“主题”只是画家艺术生命中的过客，来了又走了，而一个“画种”则会使我以此为目标，努力一生。我现在走的这个路子，其实是一种“补课”，我想在宋元、明清的传统中走得更深入一些，汲取更多的传统养分，再回过头来研究我的“江南水乡”。

云山晚秋

水墨山水（一）

水墨山水（二）

云溪草堂

（信息来源：每日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