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子治壶
药翁唐云生前的文玩，可谓是伴其终身，上海工美拍卖有限公司组织了三场拍卖，随着槌声的起落，满堂生辉，不只是该公司创业史上的成功之举，在拍卖行当的拍卖史上，也应该是很有价值的。说是成功，每件拍卖的价位固然是一个标尺，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留下了记忆，留下了一个历史见证，留下一段佳话。虽然是渭城已远，但波声还在，可圈可点的事，仍然历历在目，说个不休。这种无形的文化标尺，我以为比什么都重要。
书画、砚墨、印章、瓷器、扇骨、臂搁、镇纸、拓本、信札、紫砂壶、茶叶罐等，都是药翁手边常用之物。或是案头清供，进出大石斋的人都是随时可见，随手可摸的，虽然谈不上怎样的珍贵，但雅韵充盈，药翁却说：“家有鄙帚，贵之如金”，可见这些长物在他心中的分量。在拍卖行现场都有着意想不到的热闹，更可见它们在新主人心中分量，有些并不因为是冷僻收藏而反应平平。药翁的藏墨就是如此。袁子才、沈德潜监制墨三锭，盒内有陈汉第题“袁子才沈归愚墨三丸”，药翁旁注云：“此九字乃陈伏庐手迹，一九七三年其子陈植所赠，一九八四年药翁记。”起拍价是四到八千元，最后以五万五千元落槌。还有几包碎墨，也都拍得很好。陈植是上海建筑设计界的泰斗，是大石斋的常客。一位收藏界的朋友告诉我，三年前在上海的一次拍卖中，一盒咸丰贡墨因为老药旧物，二十锭起拍价不到一万元，到落槌时是五万六千元。当时认为价格不菲，今天看来已经是很便宜了。这次拍卖中有几件药翁用的颜料盘，其中一件六格梅花形调色盘，底款“伏庐清玩”，为陈汉第旧物，药翁在五十年代配以漆盒，画梅花，因用久物损，又于一九七三年付窑重烧，并再题款识，尤见风雅，以八百元起价一直追到十二万才停槌。
注文化于紫砂，融泥韵于生活的，除了陈曼生，就数药翁了。陈曼生作栗阳县令，对丁蜀紫砂器可谓是近水楼台，而且有几位幕僚代他撰铭题诗，风雅之风，为时代所倡导。而药翁则有些不同了，虽然有着名士风流，但毕竟是一介布衣，紫砂茗壶也不为世所重，儒雅之风又受到鄙弃，他仍然沉浸其中，从壶型设计、撰铭都亲自操刀。今日之紫砂壶贵若金玉，药翁的贡献非凡。他收藏的“曼生八式”，捐献给杭州故里，仍藏有不少精品，这次都一一现身于拍卖市场，价位走高自是意料之中的。药翁所藏经折装“时大彬壶旧拓”本，为爱壶者以十万元买走，再有承名世勾摹朱石梅摹本“茗壶廿品”一册，也以八万五千元成交。还有赵之谦行书“大字钞书就月看”，系字对的下联，有行家找到上下联一起完整时的印刷复印件，结果，价钱至七万五千元才落槌。若上联合则不仅价值翻番，又且是一段艺术流散聚合的佳话。
拍卖末尾为无图标的，多为无底价之物，但照样热闹，如无底价起拍的豇豆红小罐以一万三千元成交，还有三十六枚铜印，多为汉印及宋元花押，其中有一枚“鱼雁往来”尤为可爱，结果从无底价直拍到二万一千元方才罢手。在开槌拍卖前预展时，药翁的一批书画用纸放在角落里，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感到兴趣。可是开拍时，五刀六尺净皮玉版宣五千元起价，直到四万二千元成交；四尺净皮绵连玉版宣，直拍到六万九千元；三刀五尺玉版宣，则以三万元成交。其他还有洒金、泥金及停云楼制空白扇面，都以善价而沽，其中有一买家就是篆刻家吴子建。有几位我认识的朋友，都和我一样，本想“捡漏”弄一件玩玩，结果却失望而归，叹息着今后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药翁收藏的石涛、八大、金冬心、赵之谦、齐白石等名迹巨制，都一一浮出水面，又被他们的新主人收而藏之。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些应该大书而特书的却不写，反而喋喋不休地记述这些小文玩的流散，严格地说，这些东西还算不上是大石斋的收藏。可是正是这些东西使我反复地寻问：这些新买主所要收藏的是什么？他们是在收藏砚墨、印章、扇骨、臂搁、镇纸、碎墨、旧纸及紫砂壶吗?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确在用不菲的价钱得到拥有，而他们内心是在收藏药翁唐云。当新主人得到这些文玩摩挲于掌中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要问：那上面有锃亮而浓重的包浆，药翁是怎样玩出来的?当他们读到椰子壳茶叶罐、汉砖砚侧、砚台上、拓片上的简单的题跋，会不会想到也像药翁那样提笔来两下呢?当他们得到象牙香坠、手炉、脚炉、拂尘、烟斗、蟋蟀缸及养金铃子的葫芦，是否也想像唐云那样过着有情趣的生活呢?睹物思人，新主人一定会从这些文玩小摆件上看到药翁的名士风采，感受到药翁的气息和精神，体验到作为一个玩家所要具备的知识和素养。药翁魂销，可是这些富有生命气息的灵物，仍然泛溢着药翁的才气、心迹和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拍卖会有所得的收藏家，所收藏不正是活灵活现的药翁唐云吗!
药翁唐云也正是以这样的心境来珍藏前人的遗物的，在药翁收藏的碑拓及古籍版本上都留下他的这种心迹。有几种碑拓，他不但题写签条，而且配上一幅画，表明他得此的当时心情。《贤良方正残碑拓本》，药翁自题云：“贤良方正残碑，存汉安帝元初二年，款识书迹醇厚高古，拙中致巧，堪称汉刻白眉，曹全篾如也。贵忱见之，叹为观止。”贵忱即广州之王贵忱，收藏家，亦版本碑帖鉴定大家。药翁寥寥数语，已足见他们共同赏玩的心情。药翁得《鲁相史晨碑拓》，欣然命笔作兰竹两幅附之于后，并题曰“案无余纸，泼墨于此”；得《鲁孔让碣石碑拓本》，药翁作竹石一幅相附，并题曰“大石铁笔”。药翁善篆刻，不长作，曾为笔者镌一方“大泽乡人”印，而在此的题识，表现出他跃跃欲操一试的欣喜之情。药翁藏书，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版，但他总是以“家有鄙帚”的心情，每有所得，即重做封面，做题跋，忙得不亦乐乎。在另一帖的尾页药翁附一竹石图题甲辰除夕似乎是和老朋友一起把酒共度。大石斋的藏物，药翁都视之为朋友，物不是他的仆从，他亦不是物之奴隶，心绪明朗，开诚相待。在“伏庐考藏玺印”的包装纸上，药翁写下得此书的原委：“骥良于一九八四年借去四百元，言十一月见还。此册伏庐藏印，托孙祖白购得，其时骥良赠□□□，以此册藏印为报。骥良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五日携此藏印来作抵前款。余亦为此藏喜而于前款作罢。”君子坦荡荡，不失为一段有趣的故事。
药翁与朋友的往来信札，只能说是友谊的留痕，对他来说算不上收藏的；对新的藏家来说也就成为珍贵的藏品。他们收藏的也不仅是几件信札，而是在收藏药翁，收藏药翁对知己的友情，不但有着温馨人生的情与爱，而且有着研究的价值。张伯驹《行书金缕曲》卷，张伯驹在跋尾中云：“余书不落字、无错字而又行款整齐者即非余之真迹，愿收余书注意及之，一笑。”这固然是收藏佳话，更为重要的是这几首金缕曲《张伯驹词集》不载。乙卯之秋，张氏集其词为《续断词》后，认为缘事已尽，不再作词，但是想了难了，想断难断，于八十岁生日又与朋友唱和，叙入世之苦境，得失升浮，戚友凋零，身如独夫，在温婉中带着凄凉，是研究丛碧翁晚年心境的绝好的材料。半野堂新主人、菱花馆主曹大铁致药翁信札诗笺，多叙述平生不遇、命运维艰，读之令人哀惋。其他如来楚生、若瓢和尚、赖少其，都是终生与药翁为友，可谓是知己知心，生死与共的了。论起价值，千金难买，因为可以从中对药翁有新的发现。笔者与药翁相知不谓不深，但为他作传时亦未能看到这批信札，今日读之，真有着相见恨晚的遗憾了。
药翁不认为自己是收藏家，但他买东西有个原则：“戒之在贪。”他有一个极浅显的比喻：“平时能背一百斤，一百二十斤还可以撑一撑，要叫我背一百五十斤，那就背不动了。”他又说：“我的藏品不少是买来玩的，有些仅出于借鉴，并无多大保存价值。”我为他归纳为一是交友，二是拜师。他表示认同。我想这次拍卖的诸多文玩，则属交友；他收藏的古画，则为拜师。药翁对古画收藏并不攀高求大，而是和他的艺术性格相接近，因之他的藏画不出石涛、八大、华新罗、金农、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诸家。他的书画藏品并不是束之高阁，而轮番悬挂在大石斋，他坐在太师椅上，一壶茶，一支烟，面画静观沉想，即使有朋友来，他也是旁若无人。如果来客是行家，彼此会讨论一番，由此而进入欣赏的最佳境界。
文物收藏，有聚有散。如这些带着药翁的道德情操、名士雅韵，随风散去，可应“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境了。
编者附言：“唐云收藏”虽然是晚近的事迹，却体现了中国收藏文化的精髓。由是观之，郑重先生此文或可谓“国学论谭”之别裁。
紫砂砚台
大石斋铭六格圆形瓷调色盘及盖画拓片
清中期留青刻百子闹春图镶象牙香坠及展开图
南唐·卫贤《高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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