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藏艺术珍品祭

常言道：乱世散财宝，盛世重收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上世纪90年代，全国兴起了文物收藏热。各电视台也相应推出了“鉴宝”、“寻宝”、“收藏”、“国宝档案”等专栏节目，并成为观众的收视热点，现场直播文物拍卖节目更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有一次我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明代大书画家唐寅的一幅人物画，竟然拍到80万人民币，这使我联想起我家也曾收藏过一件唐寅的仕女画真迹，然而却在“文革”初期“扫四旧”时，连同家藏的两箱明清时代的名人字画，统统被红卫兵当作“四旧”烧掉了，今日想起来怎不令人痛惜！
    
    关于唐寅的这件艺术珍品的来历，说来话长。记得我幼年时，家父不仅是保定南部一带专长妇科的名医（他曾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的亲传弟子），而且还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书画家。在我的家乡一带，有很多官宦书香之家，家中往往藏有名人字画或古版书籍。就在故乡的邻村有户蒋家，相传其祖上几代曾做过明清两朝的尚书或翰林等高官，因此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书香门第。有一年，蒋家有位夫人患妇科病垂危，经家父医治只吃了十几服中药就逐渐康复了。蒋家为了感谢家父对其夫人的救命之恩，赠以重金。父亲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坚决拒收。蒋家知道父亲是书画家，便把家藏的一件唐寅仕女画相赠，又被家父谢绝。蒋家人竟跪求父亲收下，最后家父只好收下，但同时向蒋家承诺：今后凡是蒋家向父亲求医用药（当时我家开有中药铺），一律免费。从此，我们两家也就成了至交了。
    
    据我所知，家中所收藏的名人书画，除了朋友或患者相赠之外，家父也购买了许多。到我上小学时，竟藏有两大木箱明清时代名人书画。其中有明代唐寅的仕女画，董其昌的山水画，文征明的草书中堂；清代则有郑板桥的石竹画，邓石如的隶书中堂，傅山和王铎的行草中堂，晚清的潘龄皋和华世奎的行书对联等。此外，还有明代天启年间木刻版《资治通鉴》等古籍图书。
    
    每逢过农历年，父亲总是挑选几幅名人字画挂在堂屋，和来访宾客共同欣赏。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幅唐伯虎的仕女画。绢面上的颜色虽因年久而有些暗淡，但人物花卉仍清晰可观：在那硕大修长的绿色美人蕉叶下面，站立着一位美若天仙的仕女，身着蓝衣红裙，手持团扇，体态婀娜，衣带飘洒，线条自然流畅；细观只见发鬓如云，眉宇间若有所思，妩媚动人。总之，人物仪态端庄而潇洒，令人百观不厌。每当过完元宵节后，父亲便又把这些字画收藏入箱；为了防潮防失，便把这两箱书画悬放在一间小屋的房梁上，然后把小屋锁上门，一般无事不得入内。这间小屋便成了我家的藏宝屋。
    
    解放以后，由于父亲去天津工作，我们全家也随之由故乡迁往天津，家宅暂托时任本村小学校长的朋友居住并看管。至于这小屋里的两箱名人书画，因当时我们还没有收藏意识，况且不便携带入津，便决定仍存放在小屋内，等以后在天津安居后再说。父亲临别故乡时，还特意嘱咐那位朋友：一定要看管好那两箱东西。
    
    谁曾想到，就在1966年9月的一天，本村小学的“造反派”组织了红卫兵，首先批斗这位小学校长，又到校长的住处（即我家故宅）进行“破四旧”，那间“宝藏室”也被强行打开，并把小屋房梁上那两箱书画看作“四旧”之物，尽管校长再三解释这两箱东西是常家的，不是他本人的，红卫兵们却理直气壮地呵斥道：“不管是谁家的，凡属‘四旧’都要扫掉！”于是他们七手八脚把两箱书画统统倒在院里，然后点火焚烧。可惜两箱书画艺术珍品，顷刻间竟化为灰烬！
    
    1972年我出差路过故乡时，那位小学校长深感内疚地对我说：“没能保护好那两箱书画珍品，我有责任。”我当时虽然也深感痛心，但还是安慰他说：这件事责任不在他。
    
    看到今天文化珍品的收藏和拍卖的火热，不禁使我感叹：时代终于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