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弄都行!”
这是策展人冯博一在深圳华·美术馆的开馆展上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也许被市场忽悠了的艺术家们会把此话奉为宝典,但在投
毋庸置疑,眼前的展览在深圳甚至是广东,都是少有的上等之作。但在一个个感叹号之后,我们是否又应该以此为镜,对一些已经存在的问题展开反思?既然展览谓之“移花接木”,其中作品当然是与后现代主义的“挪用”理论有着亲密的关系。
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创作中,公众所熟悉的几乎所有的“挪用”方式都集中出现在“文革”、“社会主义”和“毛泽东”身上。而今天,我们则有幸看到一次与往日里的“中式标签”有所区别的“挪用”,也就是本次展览。先来说一说王庆松的《老栗夜宴图》和曹晖的《美术史的女儿》。前者是典型的挪用与戏仿,以《韩熙载夜宴图》为母本,以批评家栗宪庭为象征,通过一种历史移植的追问来对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现状与处境一一扫描,艳俗与经典的一次比对和隐喻也达到了艺术家反映现实、拷问社会的最终目的;后者则属于颠覆与变脸,艺术家以再现一个貌似“经典艺术”的文化场景为契机,从而深挖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一次残酷的制作过程,一个揶揄的轻浮的结局,也正是如此才恰到好处地折射出处在高速发展中的国家所不为人知或者不愿了解的一面,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当下社会的文化情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接收到一个信息,也就是什么样的“挪用”才是有意义的。
曾经,红色符号一度成为了圈中或者公众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的识别标签。显然那只是“点子”艺术家在一种投机主义心态的影响下,作出了对着后殖民机会而两眼发亮的表现。尽管作品本身也运用了同样的话语方式,但就像批评家鲁虹曾说的那样,其实这只是“有中国特色”的标签式的贩卖。对于这样一个情境互动的话语方式,它不应该局限或是被捆绑在某一个特定的标签上,从历史痕迹到社会现实,从经典概念到当下判断,其本身更是为了自由地表达艺术家的立场和态度。并且,这种立场和态度也必须是介入的而不是中立的或者回避的。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还从陈丹青、钟飙、吕圣中和展望等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基本上消泯了原来的绘画语言或者雕塑语言的表现特征。他们以更具风格化、趣味性和当代性的叙事手法,来发现社会问题,并从结果上来激活公众的思考。
可以说,这次以“移花接木”为题的展览,是试图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中对利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方式的创作进行一次有效的梳理和相对集中的展示。当然,它是成功的。虽然在庞大且复杂的艺术生态系统与线索中,一个展览并不能也不会敲定出某个创作现象的唯一标准,但却可以清晰地给观者道出它的特点及思路。“怎样弄都行”———意味着只要我们做到真正地进入社会,任何的话语方式和叙事手法都可以悉数解放出来,从而变成有效的艺术呈现。
“移花接木”,这是对历史、对现实、对记忆以及艺术本身的一种可能性,它的精彩无限也承载着艺术家的思考和观点,同时,也提供和构成了我们解读“挪用”的一条清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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