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格印稿，首博的“奥运”文物珍藏

   远在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不久，作为北京市所辖的最重要的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就开始征集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历史文物。到了2005年，首都博物馆正式宣布：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中国印章手稿“罗格之印” 作为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入选！

    这一消息发布后，立即引起了社会轰动——要知道，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当代篆刻家的作品这还是第一次入藏我国重要的博物馆，而这位幸运又年轻的篆刻家就是我的多年朋友张国维先生，因此我对“罗格之印” 入藏首都博物馆的内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约在2001年8月，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应邀来京观摩我国的大运会，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的何振梁先生陪同时发现罗格对汉字名签特别感兴趣，于是悄悄托人请张国维先生刻制了这枚名章。

    张国维虽然为名人治印无数，可是他从小就喜欢体育，所以当他接受了何振梁先生的委托、知道自己是为罗格治印后，十分用心，从挑料、选字、用刀等各方面都下了十足的功夫。2001年9月18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执委会时，与会的何振梁先生便把这枚印章赠送给了罗格主席。罗格当时非常高兴，说：“这是我收到的最令人高兴的礼物”，并当即表示，今后给中国的所有正式文件中都要使用这枚印章署名。

    2003年3月28日下午，北京奥组委代表团专程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送审北京2008年奥委会会徽方案。“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受到了国际奥委会官员一致称赞，罗格主席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按照奥委会的惯例，国际奥委会主席会在奥运会会徽通过后，立即会在样本上签名确认。可是，以沉稳风格见长的罗格主席却在此时给了在场所有人一个意外的惊喜。他说：“我要以你们中国特有的方式来确认会徽！”——他旁边的秘书立即取来了那方由中国篆刻家张国维先生刻制的印章，递给了罗格本人。罗格于是从印盒里取出印章，饱蘸红色的印泥，在会徽样本左下方端端正正地盖上“罗格之印”，随后，他又在印的下面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罗格主席所说“我要以你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来确认会徽！”的特殊程序。

    罗格主席把自己的名章“罗格之印”盖到“中国印·舞动的北京” 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旁边，让人们领略了用一枚印章去确认另一枚“印章”的故事本身带来的趣味。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次。

    首都博物馆珍藏的“罗格之印”手稿包括三页，乍看不过是三张普通的打印纸。但就这三张普通的白色打印纸，却演绎了“罗格之印”诞生的整个过程：
    第一页纸上用毛笔写了6个字———“罗”和“格”各三个，字体各不相同。国维兄告诉我说：“这是用金文写的。字样是从《金文大字典》里挑选出来的，确定的这三种写法，原则是它们适合公章用，看起来清晰并容易认识。”

    第二页纸上有5个字，其中用毛笔写的“罗格之印”还画成了印章形。“印章”形旁边有一个独立的“罗”字，仔细一看，印章内外的两个“罗”字还有点不太一样。第二份手稿采用的是小篆，也就是罗格之印最后确定采用的字体。张国维说，曾经想过用甲骨文，但考虑到刻出的印章大家不好辨认，所以就放弃了，放弃金文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罗格之印”外面怎么会出现另一个“罗”字？张国维解释说，当时主要为了对比“罗”字下面一横是通着好看，还是不通好看，“最后罗格之印采用是外面的罗字。”

    第三页纸上除了毛笔书写的最后的“罗格之印”的构图外，还贴着一方刻成的“罗格之印”第一个红色印章。罗格之印用的石头和印泥都非比寻常，石头是珍贵的寿山石，而印泥的质量更属上乘，这样保证了印章效果的持久性。印章3.2厘米见方，12厘米高。

    说起张国维的治印历史，还和我们“人民政协报”有着一段不解之缘。那是1994年，是新中国诞生45周年的日子，我当时主编“人民政协报周末版”，听人说新中国的“开国大印”是现代著名篆刻家顿立夫先生所刻，我不以为然，就跑到国家博物馆（当时叫历史博物馆）找鉴赏大家史树青先生(1922-2007)求教。“开国大印”就珍藏在国家博物馆，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在史先生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张国维兄，他为我考证“开国大印”出自谁人之手？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后来，我写成了报告文学《新中国“开国大印”揭秘》，被大多数学人所认同，确认“开国大印”出自旧京“铁笔圣手”张樾丞先生 。张国维就是张樾丞先生的嫡孙。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并收录进北京文史资料选集里了。

    我刚认识国维兄的时候，他还是北京市文物局的一名普通干部，名不见经传，经过这么些年的奋斗，他已经卓然成为中国篆刻名家。他现在是全国青联委员、北京宣武区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