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艺术教父 栗宪庭不做艺术评论家做乡绅

　　中国前卫艺术教父栗宪庭2000年搬到北京宋庄时，原本只想潜心读书写作，没想到当地艺术家的生活窘境会驱使他和地方政府合作，将本来是农村的宋庄，发展成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当代艺术群落，吸引了千多位艺术家及相关产业人士聚居。栗宪庭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之邀，将在5月31日为本报创刊85周年文化论坛‘飞越蓝海—文化脉动与价值创造’发表演讲。  

　　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畅谈宋庄艺术村的经验，畅谈不做‘艺评教父’做‘乡绅’，以另一种方式介入中国现实，在艺术、房地产与政治之间摆渡的日子。  

　　再次到宋庄去拜访时，发现“教父”栗宪庭又搬家了。最新的居所就在红彤彤的宋庄美术馆背面，从宋庄美术馆后隔着一个水池有一排平房，就是栗老师的家兼工作室。  

　　和他过去几个居所一样，这里的空间布局宽敞，他的朋友、访客和当地的艺术家可以自如地走访，与他交流聊天。有点像多年前，他也曾在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圆明园画家村安家，也曾招待帮助过很多穷画家朋友一样。只不过，随着物转星移，中国加速对外开放，旧的经济体制改变，国际艺术市场冒出炒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潮，一些当年的穷画家成了身家殷实的富人。像岳敏君、方力均等人一幅画作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以几千万(人民币，下同，100人民币约兑20新元)落槌，早已不是新闻。  

　　但栗宪庭还在帮助艺术家，而且是连评论都不做了，全副心思地在帮助艺术家“解决具体问题”。  

　　他总是提醒说：“被媒体注意到的发迹的艺术家只是很少数，大部分的画家还面对着非常现实的经济和生活压力。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消解后，过去依附在国家单位的艺术家游荡到社会上，社会上却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艺术赞助机制，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艺术家虽然有了各种艺术村可栖身，但艺术村也不能免于外力干扰，许多为生存、为表达空间而与体制发生的紧张与曲折角力，仍在无法避免地继续着。  

　　“我现在已经不是艺评家，不是国际人物，不是一个全中国的公众人物，我就是在宋庄呆着，和艺术家聊天。”  

　　打造宋庄成艺术家的乌托邦  

　　“现在做房地产。”栗宪庭在居所大厅里，一边饮着茶一边自嘲。  

　　宋庄位于北京东郊通州，距离北京市中心约20公里。从1994年开始，就有从北京西边圆明园画家村“逃离”的画家流落此地。1989年以后，独立于国家体制外的艺术家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艺术和政治的对立十分尖锐。到1990年代中，圆明园画家完全被警察强行驱赶，更多艺术家流落到当时仍十分荒凉，有浓厚北方农村气息的宋庄乡镇，警察不时上门查户口，问东问西。  

　　栗宪庭2000年举家搬到宋庄的小堡村，原本是打算逃离艺术圈的纷扰，潜心读书写作，结果被当地艺术家的生活窘境所动，他全身投入关注艺术家的生存问题，搁置了原本的研究计划。  

　　“我想能不能找到一个模式，和当地的生产结构有关系。”他说。  

　　从90年代中到现在，艺术家的进入已经彻底改变该地区原有的生产结构。栗宪庭介绍说，宋庄下辖小堡这一个500多户人口的农村，艺术家每年租农民的房子的房租已经达到700万(人民币)，房租就维持了全村农民的生活。  

　　艺术村还带动当地的服务业、餐饮业以及和艺术有关的画布、画矿、颜料销售产业的发展，形成整个产业链条。官方资料显示，宋庄这样一个乡镇还吸引5000名外来人口到当地打工谋生。  

　　两年前栗宪庭推动建设了宋庄美术馆以后，现在他更进一步推动发展画廊区，将宋庄打造成一个艺术品的“出水口”。艺术家的画、创作可以通过商业交易等渠道流到市场，艺术家也能因此获得维持生活的经济收入。  

　　在他的构想中，一些名气大的，富有的艺术家可以投资于当地的画廊建设。与此同时，宋庄艺术村可以吸引建筑师在当地做实验建筑。  

　　“我把这个地方叫做艺术家的乌托邦园区，有自由建筑、自由艺术、自由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