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的二线关外以北深圳龙岗区。龙岗，有可能是全中国生产力最高的地方，据说这里的GDP比西北所有省份的GDP的总额还要高。出关没多久，大芬村突然出现在紧挨着由八个车道组成的高速公路的左边。说这里是村实在没有什么道理，放眼一望，都是成片六七层的小楼，楼里要么是公寓，要么是专门的油画工作室。传说中，大芬村曾经是客家人的聚居之地，民风纯朴，鸡犬相闻。不过，这些早已被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淹没得了无痕迹。
拓荒者黄江
在大芬村，能看到最有意思的景象是，一个偌大的画室里，面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有人负责画嘴，有人负责画眼睛，不到二十分种，一幅名画就以流水线的作业方式下线了。以这种方式画出一批同样内容的画，然后低价销出，而这样一幅行画，在深圳最便宜时也就卖到三五十块钱。
按照大芬村人的说法，“行画”的叫法是由“韩画”演变而来的。油画最初源自于欧美，但这种批量生产销售的画却诞生在韩国，所以叫“韩画”，中国人取其谐音就叫“行画”了。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除了韩国，香港也有一些画师和画商从事行画生意，只不过，当时20000元上下的工价在画商们眼里明显偏高。也正因此，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他们，于是韩国及香港的画商们开始在厦门、广州和深圳开厂授徒，用同样的工价可以支付大约20名画师，油画行画始在中国兴起。
大芬油画村的第一个拓荒者黄江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在此之前，黄江一直活跃在深圳罗湖区黄贝岭一带。当时的黄贝岭曾是许多香港商人的聚集之地，也有一些人专门从事行画制作和贸易。随着深圳市的快速发展，黄贝岭的租金成本越来越高，出于商人的本能，黄江想到了去租金和雇工成本更为低廉的关外再谋生路。
“油画是手工艺术，除了画布、颜料等基本的固定支出之外，人力成本是其中最大的支出，通常占到总成本的2/3。大芬村当时画工的平均月薪1000多元，出产的油画价格通常只有其他国家比如韩国的1/3甚至更低。况且当时的大芬村环境恬静，也非常适合画工们生活。”黄江说。
当黄江将大芬村生产的油画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美国的沃尔玛时，人们开始慢慢地知道，在大芬村有世界上最便宜的油画。黄江当年也没想到做多大，但是生意最多的时候，深圳黄江油画公司旗下有接近200人的画工队伍，他们每个月可以用流水线工作程序制造出近十多万幅油画，每一幅的成本能控制在几十元人民币。“美国市场零售价100美元的油画，在大芬村也就是100元人民币的批发价，而这一幅画给画工的工钱是20元，正常情况下，一个画工一天可以画20-40幅这样的画，熟练工可以达到50幅，大芬村的低成本一定程度上也是靠量大才能达到。”
后起之秀
黄江一直在讲“生意”，他的头脑里没有那么多类似于画家的人文思考，大芬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作坊，这个作坊并不因为“生产艺术”而与别的作坊有什么不同，他与那些画家们是完全分离的两个群体。他只是诚实地临摹，并且给自己的行画定价很低，正是这种商人品质使他和他的行画在大芬一起生存了下来。
20年前，黄江初到大芬村时还正当壮年，现在已是60多岁的华发老人。这几年，他的生意并没有像他的名声一样壮大起来，他连连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并颤巍巍用手指着不远处的集艺源画廊说，“那小子是我的徒弟，现在都超过我了!”
集艺源画廊的老板叫吴瑞球，他跟弟弟吴瑞周原是广东潮州普通农民家的孩子，90年代初出来闯社会无意碰上了黄江，并有幸成为黄江招收的第一批画工，也成为了大芬油画村最早的产业工人。吴瑞球是个聪明的有心人，在跟随师傅学习画画的同时，也学会了师傅接单发货的经营方式。1992年，不安分的兄弟俩一起出来自立门户办起了行画培训班和工厂。此后，他招兵买马，并注资50万正式成立了集艺源油画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也由单纯的培训画工、制作油画，扩大到销售、画框加工厂、物业管理以及连锁画廊，到现在为止，集艺源已经是一个年销售额近2000万的集团公司。
在吴瑞球的示范效应下，原来在黄江手下的一批弟子，纷纷大胆走出师门自立门户，形成了大芬油画村最初的产业雏形，后起之秀林正禄、宦忠平等走去欧洲、美国、中东等地开拓市场，他们的公司每年也都有几千万的收入。
梦想与现实
在一个有些凌乱的画室里，晓光一边临摹着《蒙娜丽莎》，一边计算着今天的画能够为自己刚出世的宝宝买多少奶粉。晓光受过初等美术教育，他其实很想画自己的画，但他现在必须画行画，为他那个小小的家奋斗一个未来。
大芬就是这样，梦想和现实总是在这里强烈地交织、碰撞。对于那些坚守原创的流浪画家来说，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村里有一位四川来的画家很出名，来到大芬后边开画廊边作画，现在他的一幅佳作能引来无数中外收藏家，卖上几万甚至十几万元不足为奇。画家村像他这样的“大腕”，如今都已在深圳买了房子，同行谈起他们无不艳羡异常。但是，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幸运，有的人几年都不曾卖出一幅作品，只能几个人挤居在一间小民房里，沦为“艺术乞丐”。这些人后来大多甩掉紧攥了多年的画笔，到深圳市区做小生意去了。
几年前，从西北一家艺术院校毕业的李欣怀揣着梦想来到画商云集的大芬村。她想通过市场来验证自己的价值，但她的作品并没有被画商们认可，反而遭到了他们的窃笑。在连连碰壁和挫折之后，背景离乡的李欣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遭遇了生计的问题，几乎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李欣走进了一家香港人办的画坊。很快，她就惊奇地发现，在大芬，再昂贵的美术作品如梵高的名画《向日葵》，一个熟练画工一天可以依样画葫芦克隆10件以上，一幅只卖30元左右，而从中随便拉出一个小青年，都能将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勾勒得像模像样。
李欣的第一幅行画是复制梵高的作品，当她拿给画师看时，画师却教她如何将大师作品中那些扭曲的线条、失真的色彩、粗糙堆砌的油彩全都合理地修整掉，使它变得圆润清晰。这样一来画虽显得更完美，但凝结在梵高生命历程中的苦难与激情，也全部被删除了。直到这时，她才真正感觉到行画的残酷之处，为了迎合大众欣赏水平，这种画虽表象唯美却融不进真正的艺术。那一刻，她心里漫过一丝隐痛。
并不是每个画工都能像李欣一样坚守自己的梦想，许多在大芬的画工，如今不再有太多的关于自身价值的追问，临摹再临摹成了生活的主题。他们将复制、挪用、模拟、碎片、聚合作为创作的方法。一位来自江西的画工李胜超闯进大芬整整6年，他已经历了从热望到失望，从激情到麻木的过程，他感叹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艺术家的天赋，我承认自己成不了大师，所以前些年攒了些钱开了间画廊。”眼前西装革履的他丝豪找不到艺术青年的愤怒和悲情，在我们谈话期间，他因为生意的事急匆匆地走了。
大芬的出路
大芬村村口矗立着这样一幅标语牌——“艺术与市场在这里对接，才华与财富在这里转换。”这被认为是对“大芬模式”的表达：这是艺术创作基地，也是交易市场。开放的店面像沙龙一样挂满油画，其中一家店里，海滩别墅的客厅里常见的廉价海景画跟乔治·布什、本·拉登的画像共处一室;另有店里则全部是被临摹的文森特·梵高、塔玛拉·德·朗皮卡等艺术家之手的现代主义标准作品;还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卡通吉祥物“福娃”的小型画像;以及香港拍卖图录里挑选出来的王广义、岳敏君等中国当代画家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模仿对象。
周晓鸿是大芬村较早经营画廊的画商之一，但是至今画廊面积还仍然是那么大，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他的画廊很需要一个展厅来接待外国客户，但最近大芬村的房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地往上涨，这让他的经营举步维艰。
有交易的地方就有竞争，大芬名气的膨胀导致来这里讨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画廊之间的价格竞争异常激烈。画商张景轩的“国卫金宝”艺术品公司前些年专业经营油画贸易时，也曾将公司做到了几百万的规模，近几年他逐渐淡出了这项业务，“价格压得太低，已经逼近了商品利润的底线，”他的公司开始向高端摄影、音乐领域等拓展，他有点担心和怀疑大芬油画市场的未来。
作为大芬村中较为成功的画商之一，林正禄希望大芬村转型，“由现在的生产车间向交易销售平台转变，让大芬油画村转变成油画交易的总部。”林理想中的大芬是应该像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一样的交易中心：厂在全国，画在大芬。事实上，眼下的林正禄尽管生意做得很大，但他在大芬村的“占地”却很少，只有一个专门做展示和交易用的门面，生产车间放在坪山。目前大芬有不少画商在坪山、布吉等地建立了画框厂、颜料厂等企业。
大芬油画所面临的现状是，最初即置身产业链的低端，价格竞争在所难免，而油画的消费和更替周期长，国际市场的需求正在减缓，大芬多年来不断膨胀的产能出现了供大于求。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始出现，在某知名大师“原画”基础上修改的作品在大芬开始比纯粹的模仿画卖得贵，大芬艺术家具有收藏价值的原创作品也开始慢慢被提升到大芬村价值链的最高端。吴瑞球的公司除了有大量画工外，还签约了100多名原创画家，公司有专门的人向外商推荐这些原创作品，而被看中的往往能卖好的价钱。
就在去年底，一座投资上亿元的美术馆在大芬村中赫然屹立。据称这是大芬所在的深圳龙岗区政府有意提升油画产业档次的一次举动。龙岗区政府下属的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主任肖新霞说，从1998年深圳市政府认识到“文化产业”是一个可行的经济模式以来，区政府就清理了原来大芬村的混乱，并多次组织画商到中国各地、欧洲、美国参加各种展览会。近期该机构正筹划在大芬周边的布吉镇建一座商品油画的产业园，并将村中的油画作坊都迁去园内，而大芬村未来也许将会成为一个纯粹的交易和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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