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画家常保立：摹古画今

摹画家常保立

摹画：猫

常保立1952年出生于北京，说起故宫，与他有着似近又远的关系。他的面孔棱角分明，两道剑眉在脸上刻画着他与生俱来的性格，有那么一些倨傲，有那么一些不羁。常先生说，他的祖上是正黄旗，曾经有出入宫门腰牌，原本是金人，后来被元朝吞并。如今，没有腰牌在身的常保立，却更加频繁地出入故宫，虽然只是在外朝一处偏僻的小屋里，虽然干得不是出将入相、指点社稷的大事，可是，他依旧在这里呆了大半辈子，因为他喜欢绘画，热爱摹画，故宫是他的大画室，“冷宫”成了他圆梦的地方。 　　关于摹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一条略云：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顾恺之有摹拓妙法)。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迹。亦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府、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可见古人对副本的重视情形。 　　民间一直以来都有摹画的传统，就相当于现在的印刷、照片，最为人熟知的摹本应该算唐朝人就王羲之《兰亭序》的几个摹本。而到了宋徽宗时期，这个历代君主中最杰出的艺术家在宫廷里办起了规模庞大的摹画作坊。 　　如此一路传承，到了今天的故宫，就只剩一个小小的摹画工作室，不到10人的摹画队伍，而常保立是他们中资历最长的一员。 　　故宫的“摹画状元” 　　1961年，9岁的常保立开始学画。父母亲都是普通工人，每天忙着上班，根本顾不上培养孩子，常保立学画纯属偶然。那时他正上小学三年级，学校里开了美术课，美术老师一看他的作业，“嘿，这小孩儿画得不错，画什么像什么，有感觉。”后来老师开始花心思培养保立，让他参加北京市少年宫，跟着刘博琴先生学书画，时间一长，他便真的喜欢上了画画。 　　那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组织了一次少儿绘画比赛，常保立画了一幅少先队员补裤子的作品寄了过去，信封是毛边纸做的，常保立把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地址掉了个，写在上头，不久参赛信被退了回来，常保立改正后又寄了过去。如此辗转，不想竟拿了奖！初次出手，常保立就尝到了画画的甜头。 　　“好家伙，那时不过12点不睡觉，拿一个小方凳当桌子，头上一个15瓦的小灯泡，夜里就着那丁点儿光亮画画。我现在想啊，小时候要是再多点儿睡眠时间，没准我就能再长高点儿。”常保立幽默地说。 　　那时，全北京市保送进少年宫学画的不过十几个孩子，跟现在不同，在少年宫里教课的都是国家级的书画名家。常保立一般是上午在学校上半天课，吃过午饭就去少年宫学画，一直学到晚上10点，连晚饭都省了下来。晚上从少年宫出来，走路回家。北京治安很好，但常保立年龄小，怕走夜路，走两步回头看一下。 　　就这样三九三伏，酷暑寒天，幼小的常保立一步一步地走在学艺的道路上。直到有一天，他去少年宫见大门紧闭，门口贴着一张大字“军宣队进驻，何时活动另行通知”。常保立心想：“坏了，上不成课了。”他回到家，苦等着少年宫重新开课的日子，等来的却是去黑龙江插队的通知。那年他17岁。 　　拿着画笔的手，如今改拿了牛鞭，常保立在建设兵团做起了牧牛人。白天劳动，挣工分，晚上别人都睡了，常保立在宿舍里偷偷弄个小灯泡画画。连长晚上查房，看见窗子上透出昏黄的灯光，直骂常保立画饼充饥。东北冬天气温有零下三四十度，冻得常保立的手都化了脓。“可是喜欢画画，再疼也乐意。” 　　插了两年的队，常保立借故母亲重病，跑回了北京，好不容易回来，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走了。没有工作的常保立开始遍访名家。“那年代，国画名家我基本都去拜访过，像张伯驹、李苦禅等等。他们那时候正挨整呢，但还是有一些喜欢艺术的年轻人会去找他们请教，还有热心人帮忙引见。我也没正式拜过师，就是登门请教这种方式，断断续续学画，主要还是自学”。常保立告诉我，自己和别的人不同，喜欢结识年长的人，和他们结成忘年之交，因为他们能传授给常保立同龄人所没有的知识和人生经验。虽然画艺不断精进，可是常保立在外人眼中还是一个不务正业、无所事事的“浑小子”。二十好几的人了，没有一份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性格内向的他，一天到晚闷头在家中作画，也没有户口，关系一直留在黑龙江插队的兵团。 　　一直等到1979年，常保立迎来了人生的转机，拨云见日，走上了专业的道路。那一年，结束了十年“文革”后的故宫开始整顿修缮，招兵买马。 　　常保立从故宫退休的老师傅那里得知了故宫招募的消息，便兴冲冲地赶去了。那是一个五一节的上午，常保立在文华殿参加了复试。初试报名的有1000多人，头一批就刷了900多个，剩下百来人来参加复试。当时要求考生在胶板上摹字，和宣纸不同，胶板光滑，不能吃墨，常保立提着气，小心翼翼，一笔一画地摹了整个一上午，结果竟得了个第一名的成绩。 　　“文华殿拔得头筹，在古时那可相当于状元”，常保立回忆往事，仍津津乐道。 　　从此“摹画状元”常保立一脚踏进了紫禁城的宫门，拜在了当时摹画大师金仲鱼的门下。 　　传奇的老先生们 　　说起金仲鱼先生，摹画界无人不知，而外界却对先生知之甚少。金先生一生为人极为低调，连照相都不太愿意。他性格严谨，在摹画技艺上追求一丝不苟。 　　摹画技艺自宋以后，历经明清已经日渐式微，到了民国初期，这门手艺几乎绝迹。金仲鱼出生在扬州古城，祖上皆善描摹，是地方名家，扬州画派的传人。金先生不但继承家学渊源，而且凭空开创出一条摹画的新路。这就像熄灭的薪火重新被点燃，断流的江河重新被注灌，历史神奇地将摹画的手艺悄悄赋在了金先生身上，或许在某个深夜的梦中，让这一缕传统技艺的沉香，袅袅地升腾开来。 　　一开始，金仲鱼摹画只是个人行为，一位上海的商人无意中见到了金先生的摹画作品，惊叹不已，于是出钱和金先生合作，干起了“造假”的活儿。那时，上海是洋人的殖民场，商人把洋人带到家中看画，摆的自然都是真迹，洋人折服于东方艺术，啧啧称奇，于是两方达成买卖协议。可是，商人同洋人约法，预支定金，数月后取画。这数月的时间其实是留给金先生摹画的。数月后，洋人取到的画自然就成了金先生的摹作，而非真迹。凭借着金先生的功力，只看过数眼真迹的洋人无论如何分辨不出孰真孰伪。 　　“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还藏着一些金先生的摹画呢，他们愣说是真迹，其实都是那个年代流出去的。”常保立笑着说。 　　摹画界有个说法，要摹好古画，摹画师就要有那个时代的功力。这样的要求何其苛刻，试想如果摹画师都能达到古人境界，那么其本人就应该是个旷世大家。金仲鱼先生堪称如此盛名。金先生善画鱼，仲鱼仲鱼，名字中带鱼，其人画鱼也是一绝。世人争相乞启功墨宝，而看过金仲鱼先生所绘金鱼，启功竟主动拿着字送到金先生面前。 　　有一次金先生画完金鱼，把画轴随意扔在一旁，恰巧落在鱼缸边上。不想，片刻工夫，鱼缸发出乒乓击水声，原来，金先生养在鱼缸里的金鱼看到画轴上的“假鱼”误以为真，纷纷向画轴游去，却撞上鱼缸，发出了水花拍溅的声音。金鱼以假乱真，连同类都不识庐山真貌，听上去简直像一段传说。 　　虽然如此，金先生对保立这样的徒弟却严格要求，不准他们擅自搞创作。 　　“老先生都在家里搞创作，对我们却格外严格，如果被发现自己搞创作，后果十分严重。”那时的常保立年轻气盛，当然不明白金先生的用意，老师不允许，他就回家偷偷搞。自己从小学画，艺术又是最讲究创造力的，不让他创作实在技痒。“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才知道，金先生之所以不让我们搞创作是因为绘画是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活动，创作多了，笔触中就有了自己的痕迹。临摹，临摹，‘临’是取其大意，按照自己的理解勾勒；‘摹’则要求精确复制原作，而且要形神兼备，毫厘不差。当初先生真是一片苦心。” 　　“你早来个一二十年就好了，那时我们这里真是名家云集啊！”常保立又回忆起了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冯忠莲先生。 　　冯先生原来是荣宝斋的人，后来荣宝斋要木版水印《清明上河图》，故宫有“原件不能出宫”的规定，于是冯先生天天来故宫摹画。老太太已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就坐在后院那间小屋子里，春夏秋冬，从选绢、用笔、落墨、做旧，画一段卷一段，边摹边做。《清明上河图》因年代久远，原画表面的色彩早已磨去，墨迹陷进绢丝的经纬坑洞中，要做出这样古朴的效果，被岁月打磨的痕迹，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谁能料到，这样一张《清明上河图》冯先生摹了整整17个年头，中间还经历了一场“文革”的劫难。 　　从《二马图》出发 　　一件传世的珍宝，穿过战火硝烟，穿过无情的岁月，走到你面前，像一个跑马拉松的人，经过了数万公里的跋涉，跑到你这个终点，你怎么忍心，只做匆匆一瞥，而轻易地将它们从眼前放走呢？ 　　常保立摹画的开门之作就是那张有名的《二马图》。 　　那时，金老先生操着浓重的江苏儿味的普通话，笑着在常保立面前展开了《二马图》。从来没有如此零距离接触国宝，常保立睁大了眼睛。“怎么也看不出来是一张画，倒觉得好像是有两匹御马站在我的面前。”其一肥，其一瘠，肥马饱食终日，毛色光亮；瘠马则青筋暴露，神色哀戚。 　　常保立怔怔发呆，看了足有二十分钟。 　　《二马图》又叫《肥瘠二马图》，任仁发积多年功力而成，铁线金钩，行笔处如剑拔弩张，顿笔时，如挂定风声，似铁线又如高古游丝，大有观公孙大娘舞剑后，气定神闲，展卷宣泄之意。马屁股一笔而就，起落行笔落定恰到好处地落到了腰间，然后峰回路转地来了个往收之笔，再顿，再次拖出，细笔劲送至马肩，至此，马的后尻及腰部全部神采都已跃然纸上，马腿的朗朗节奏，前裆的肌肉隆起，连马蹄也分明勾出了“得得”的声音。 　　常保立先勾马的头部，这里马的鼻梁是重中之重。因从富有弹性的眼皮到笔直的鼻梁，是一最须挺拔的用笔，如此马头才可立住，其效果直接影响到后面的马脸其他部分结构的用笔表现。 　　紧接着是马尾和马鬃的勾描：首先在定了型的尾础部分，顿足一笔向下生发，须注意的是，这是一组一组式的，不过二三十根，但让人感觉却是万千气象，像真的马尾长出，飘逸起来。再说勾每组内之细线，更须游丝行笔，要叼住笔锋，取若即若离状推笔才可，起、收都须虚出虚入，才取飘逸之八九分。 　　待墨落成后，上色开始了。行话说：“色不碍墨，墨不碍色。”为了让二马鲜活起来，金先生要求让肉长在骨上，靠着水份的干湿一点点让马圆厚起来，一笔接一笔地丝丝入扣，有的地方还需留住笔痕，凸显体积之感。这当中反复的可能性很大，有时会画不好，须反复进行渲刷，而不经意的反复，有时反而会加强画面的表现效果，出现古旧气。 　　当初插队时，一匹种马拖出陷入沼泽的奶牛，由此救了常保立一“命”。那时，他便暗暗盘算日后要画马来感谢这“救命之恩”，没想到还未画马，倒先摹起马来了。 　　摹画里尝到的甜头 　　中央美术学院黄均教授在看了常保立的摹品后欣然题辞“前人云，作画能巨刃摩天，又能金针度绣，方称能手，今观保立作画，诚无愧当此，保立同志摹天水虢国夫人春图，几欲乱真，令人叹为观止。” 　　“历代名作都有很多摹本，为的是防备天灾人祸对原作造成毁灭性的损害。以往主要用于宫廷文献和名家画作的备份，但是‘摹’的方法传到民间，就演变为学习绘画的一种重要手段。历代的大画家，都有深厚的摹画功底。” 　　常保立这样说是因为他就是摹画真正的受益者。 　　他是“文革”后在海外办画展的第一人，那年他只有27岁。“当时‘四人帮’刚倒台，国家也没提倡过这样的文化交流形式。恰好我有位朋友去香港了，写信给我说可以尝试办画展，经过一番联系和筹备，没想到就真办成了。第一次是在尖沙咀，后来又办了一次。那时候办画展既不赚钱也不拿奖，就是有几家报纸给你报道一下，现在想起来还是挺高兴：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能在香港办画展，范曾他们比我还晚两年呢”。 　　也许是血液里流淌着游牧民族奔放热忱性格的原因，常保立喜欢画马，画战马，带鞍子的战马。让他有些哭笑不得的是，自己却得了一个“中国猫王”的头衔。 　　“常君的猫眼画出晶莹透灵，炯炯传神，鼻子画得富有生命力；胡子、眉毛写出圆健挺拔，富有弹性”。以前街坊邻居们来找常保立画画，画什么呢？人们都挺喜欢猫，那就画猫吧，常保立有求必应，画了好多猫。后来有些画流传开，得到圈里较高的评价，就这么画出名了。常保立的猫不但在大陆有名气，而且还传到了海峡那端的台湾，这次与常保立的猫结缘的是德高望重的辜振甫先生。 　　1998年，两岸谈判出现转机，形势缓和，在冰融之际，时任海基会会长的辜振甫先生受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之邀率队来访大陆。深受中国文化熏陶，自身又是琴棋书画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的辜先生，在参观完北京故宫后主动提出要一幅字画。当时在故宫工作的常保立被第一个想了起来。 　　“当时时间很紧，辜先生停留很短，我来不及作画只能现选了一幅。”画中是一只老猫，立于窗前，窗后九天之上，悬着一弯新月，猫足边静静地摆着一只茶盏，看似康熙年间的红釉龙尊，旁边散着几颗海棠果。画作送到长安大戏院，辜先生欣然收下。 　　“我当时只是偶然选的，别人看了都说暗合了思乡之情。”常保立淡淡地说。 　　常保立在故宫里摹画，也创作自己的画，他给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送过画，又应胡青女士之邀为老舍设计过纪念币。然而，对于常保立来说从来没有想过靠画画出名、赚钱。 　　这些世俗的东西都被故宫的一堵高墙挡在了外面。“从来没想过，不光我没想过，那时候别人也不会想到这个。我告诉你啊，70年代地安门那边有个画店，我常去，就看见齐白石的画挂在里边，两块钱一张，没人要。老百姓都没钱啊，自己吃饭还吃不饱呢，谁有心思买画？ 到现在，我也没什么心思靠画画挣钱，我就是专心画画的。要知道，如果画画的时候心里考虑的是这一幅画能卖多少钱，肯定画不好。就像喜欢钓鱼的人，真喜欢吃鱼吗？未必，想吃鱼他自己就买鱼去了，还费这劲钓鱼干什么？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 　　如今，摆在常保立心里份量最重的事，恐怕就是他呼吁了很久的“摹画艺术进份高校”。 　　“因为没有人做这项工作。全国的摹画师就剩下我们这么几个人了，这门艺术一旦失传，是可悲也可惜的事情。没有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民族艺术不能失传。 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一代很有想法，但欠缺功力。很多美术院校的课程里都缺少摹画训练，基本沿袭的是国外那套教学方法。实际上，学画一定要学经典，学习那些经过几百年几千年历史检验的真理，打好这个基础才能画出自己的风格。” 　　黄昏时分，常保立会搬两把椅子到院子里，架上两块木板，躺在木板上练哑铃，用自己的土办法锻炼身体。无论锻炼效果还是快乐、充实的感觉，都和健身房里差不多。西斜的太阳照在他的脸上，雕刻着他简单却不平凡的人生。院子里的草木将这“冷宫”拥挤得热热闹闹，这些红了的柿子，这些肥了的金瓜，结出的是一个摹画家成熟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