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虹，怀念属于我们的“海德格尔的八十年代”！

　　站在地铁里的电梯上往地面上升，高高的电梯缓慢地升上来，我一路忍住的泪水还是涌出了枯涩的眼眶。 　　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于即将开播的央视新栏目《文明与创造》的前期事务，没有上网。中午吃饭的时候，华栋打来电话说余虹跳楼自尽了。心里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卡得慌。我当即给远在武汉的先冰去电话，他是我们这波80年代一起走过来的兄弟中的老大哥，每次有事我总是找他，他说昨天就知道了，三夕老师也到了北京了。我打光炜老师的手机，关机，家里说他在上课。家新在美国。任戬的电话我没带在办公室，周细平的电话不通，他人在武汉。就这样，我带着悲伤的心情参加完下午2个多小时的选题会。开会时几次难过，不能发言。 　　兄弟，我们认识有多少年了，从88年、89年开始吧，后来你从川大到华师，我们第一次在东湖见面，你与萌萌，还有任戬、细平、三夕等人。那时我们都是那样理想的状态，生活中只有思与诗，只有海德格尔与纯粹的友情。 　　下午与你的同事通了电话，更是难过。先冰来电话说为你写首诗吧，我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悼念你。回家的路上张执浩短信里说很难过，剑男问起你到底是什么原因，说起你与他当年谈海子诗歌的情形。一切的一切，都随风而逝。 　　我上周五还打你电话，约你出来一起吃饭。我还想请你做我策划的一套新人文丛书的顾问。现在，你却弃世而去了，兄弟，你让我不得不面对众人突然流泪，北京的风吹得我浑身打颤。 　　这些年学术界出了不少事，上海学者胡河清先生也是英年早逝，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跃窗而去，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长久的叹息。而你，也选择了从10层楼上飞身而下。徐迟先生这个我当年经常在东湖边碰到的散步老人，也是选择了从窗口跳下。 　　晚上与光炜老师联系上，他在下班回家途中，他在电话中唏嘘不已，说起你在文学院与同事们的友好关系，说起你的坦诚与直率，对你的离去也是十分的难过。他说下午见到了你的弟弟。 　　那是我们共同的八十年代，武汉，东湖，华师，武大，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你的博学与智慧在朋友们中间出了名，那时我与江南年轻最小，你们却从没架子。我们写诗，你搞美学与海德格尔诗学研究，任戬、细平、双贵他们画画，搞先锋艺术。后来出了在国际知名的武汉新历史主义小组。 　　那段岁月现在想起来完全决定了我现在的人文情怀，没有与你们在一起的岁月，我就不是现在的我，我可能是一个彻底的沉浮在中国社会另一个阶层的中年人了。可现在，我坐在人大附近的一张桌子边，写这样伤感的文字。窗外，北三环上飞奔的车流还没有平息，而你那颗激越的心却平息了。 　　你是中国第一个研究海德格尔诗学的学者，你的成就也最大。记得那一年，好像是91年吧，我在华中师大校门口那个书店卖到你的黑皮书：《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至少有一年时间我在读那本书，每次见到你，看到你过早露出前额的可爱模样我就很激动，你从文学的角度向我们奉献了一个海德格尔，在此之前哲学家海德格尔多少对我们还是另类。虽然我亲爱的大哥是你的校友，川大西方哲学的出身，他没少让我读海德格尔与尼采、叔本华，但那时我还太小，总是不能进入，但因为你的那本《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以及后来你翻译的《海德格尔论尼采》、《海德格尔诗学文集》、《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等书，对我的诗歌写作影响更直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就是那样的。 　　八十年代的武汉东湖似乎是全国最早的人文学术思潮发源地，长江丛刊，新历史小组，余虹、任戬、周细平、张先冰、张志扬、萌萌、张三夕、叶双贵、邱华栋、易中天、於可训、昌切、张执浩、剑男、方方、刘继明、王艾、野牛这些学者、艺术家、作家汇集在那里，就是在那样的氛围里我度过了青春年少短暂的好时光。你的遗书中说这几年人大岁月是你最好的时光，我认为华中师大桂子山、武汉那几年也是我们最好的时光。后来，你去了海南，失去了联系，张志扬老师在海南，我在人大的书店里看到你们搞的一套书，现在我的书柜里还有。绿色封皮的，很厚重但设计的朴素。90年代末我从广州到了北京，后来你也到了人大，那一年我在知春路上班，与你重新通上电话，欣喜若狂，感觉你平静多了。你对我的创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我又重新开始写诗，你很赞同，说诗歌是我最好的文体方式，要我别太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