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思考进入“人”的层次

一 艺术是人创造的。作为人的艺术，“人”自然是艺术思考和表现的中心。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过：“当这个世界不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当我们以自由人的身份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和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艺术和科学的领域。” 德国的伟大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一个君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并未曾创造君主，神惟有创造人，使得我成为一个人。” 两位伟人一个说了艺术的崇高价值，一个说了人的无比尊贵。然而，艺术也常常有迷失的时候，人亦有常常被否定和践踏的时候。在欧洲的中世纪、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人们看到，人被扭曲了，人性泯灭了。上帝和神，帝王和贵族(君权神授)成 了艺术的主题。 可悯的是，生活在中世纪圣光和封建社会神沐中的人们并不觉得不自然，人们在无休止的祈祷中自觉满足，人们在无尽的皈依中得到安宁。没有世俗的快乐，只有此生的罪孽，只有对神的无底奉献和对俗求的无尽克制和蔑视。 可是，历史毕竟是人的历史，而不是上帝和帝王的历史。500年前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性复生了，思想启蒙了!时代首先发现了人的美和自然的美。人于是不能忍受这非人性非人格的生活。艺术从此承载着人类的使命和希望，艺术呼唤着人，艺术呼唤着人性。 文艺复兴的巨人但丁在《新生》中歌颂了理想中的爱人，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在《神曲》中无情地谴责了教皇和僧侣的虚伪贪婪和专横。薄伽丘，这个旧世的叛逆者，以《十日谈》中100个“荒诞不经”、“庸俗淫乱”的故事，对上帝和教会发难。 他以赤裸裸的物欲、男女性爱以及教会僧侣的虚伪形象，对宗教社会的禁欲主义作了无情而辛辣的嘲讽。他勇敢地向人们提示，人可以是这样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爱!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夜昼暮晨》，拉斐尔人格化、世俗化的《圣母》，使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化、现实化。于是艺术开始从天国复归了人间，艺术升起了人性的光辉。 艺术从此成为了人类的本原和良心。 二 人们常说，苏联当代的一些优秀艺术作品如何动人，如何真实。近者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战地浪漫曲》，稍远的如《第四十一》、《静静的顿河》。造型艺术则有《青春》、《无名高地》、《烧焦了的土地》、《甜樱桃》等。 我们的社会性质和框架与苏联比较近似，历史上也一度关系亲密。苏联的文艺曾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但是，我们多年来对苏联一些优秀艺术作品并没有很好地在艺术精神上予以研究和汲取。这一方面固然是民族文化背景的原因，一方面则是政治眼光的狭隘和短浅。 苏联的一些优秀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魅力，并突破国界走向世界。恐怕主要得益于他们艺术精神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远的是19世纪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和苏里柯夫、列宾等一代宗师；中间是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现代和当代有最直接意义的恐怕是《静静的顿河》。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杰作，可以说没有她的转承关系，也就没有今天苏联艺术的成就。 《静静的顿河》真实地描绘了十月革命时期人的形态和内心，作品始终从人道和人性的角度把握住了人和时代，人和革命。《静静的顿河》出世后苏联文坛曾数次展开涉及整个文艺领域的争论，每次都几乎将她打人冷宫，但毕竟《静静的顿河》站住 了。这一方面是作品的魅力，一方面是苏联文艺界理论和思想的相对成熟。 “十年浩劫”中中国曾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批判《静静的顿河》和肖霍洛夫的运动，可见当时中国文艺界“左”的头脑们看到了《静静的顿河》在苏联当代文艺中的奠基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艺可惜未有可与《静静的顿河》等价齐观的作品， 但更可惜的是没有深入地在理论上实践上借鉴苏联十月革命后反映现实人、现实生活的作品，没有真正地汲取其美学的精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习惯于用“两大思想”、“两大阶级”的观点来评论艺术。 事实上一些真正优秀的艺术是具有超越性意义的。“艺术的，也就是道德的”这一命题是真理的。 就题材而论，苏联上述作品大都描写了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塑造了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艺术家不但描绘了人的革命属性，时代属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艺术思考深入到了人的层次，并且始终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审度和把握。这就是苏联当代杰出艺术家成功的秘密，也是他们的作品能够突破题材突破时空成为不朽的秘密。 三 我们当代艺术的根本亏欠是什么?我以为恐怕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美学精神以及对人的完整性、真实性、复杂性的思考和把握。 我们的文艺创作和艺术理论阐述至今不能堂堂正正地讲人性和人道主义。多少“禁区”被冲破了，惟有人性和人道的禁区至今悚然地横陈在人们的面前，仿佛人性和人道主义是与中国艺术无缘的，或者说它是外国人的专利? 造成我们艺术的这个根本亏欠，可以追溯到历史和传统的文化意识上去。孔夫子的诗教“思无邪”，发展到极至的封建礼教“存天理，灭人欲”在根本上限制并决定了我们传统文艺的美学思想。 其实，我国古代一些思想者曾对人性有过具有进步意义的论述，但惜未进入文化精神的结构，而在艺术思考上也一直没有得到完整体现，及至宋元以后人性就被压制到最小范围中了。 所以，中国对于人和人性的表述表达历来十分贫弱(这构成我国传统文艺与西方和苏联文艺的基本差别)。在传统的文艺作品中，即令是为人民所传颂的人物，如包公、诸葛亮、岳飞、关羽等以及民间传说神话中的人物也都乏于人性和人情的色彩。他们只是有理性观念而缺少感性欲求的单面形象。他们是精神的人，观念的人，社会的人。“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意识到自己。”他们从来不是“精神个体”的人，是为人们所理性化的人，缺少现实人、真实人的魅力。他们即令伟大而高尚，但不是真正 的人和丰满的人，他们可能什么都有，但缺少人性的光辉。 当然，我们传统中也有《红楼梦》、《西厢记》、《金瓶梅》一类言情小说，但恰恰是他们为正统思想所不容，被判为禁书。况且这类书籍数量极小故没成主流和气候。 当前我国出现了“沈从文热”、“老舍热”、“曹禺热”，这是一个从创作层到欣赏层的一致趋势，它透露了当前社会中的审美趋势和价值取向。它还包含着时代(尤其是青年一代和知识阶层)对于30年代艺术精神的一种追恋。人们重新发现30年代和“五四”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充满着个性解放的色彩，充满着人性的温情，充满着人格的光芒。人们的追恋不单纯是一个趣味问题，它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识和社会意识。 时代的审美选择，在肯定的同时，包寓了否定的意味。由于历史的原因(外侮和内乱)，我们的文艺在事实上并没能很好地沿着“五四”文化的路子走过来，我们的文艺逐步弱化了“五四”文化精神，而在“左”的教条主义影响下，逐步走上了一条矫饰主 义的岔道，发展到“十年浩劫”更是政治化功利化的极端，艺术完全背离了真实，背离了生活，背离了人。 “十年浩劫”中，艺术名日工农兵登上了舞台，结束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独占舞台的历史(且不说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品寄托人民的理想和感情)。我们不妨从分析当时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手，来看工农兵登上了舞台的实质。不管今天人们怎样认为这个原则多么荒谬可笑，然而在当时是诱人的，很多人是相信它保证了工农兵占领艺术舞台的。今天来认识它，剔开这个原则的伪善不论，它也是 封建文化传统表现“英雄”的手法的翻版。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三突出”原则所创造的英雄人物就会发现这些没有正常人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人气和人味的形象原来和封建专制社会中的神一样!(有过之，现实和善良的人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些新的“神性人物”除了欺骗性外，还有更可怕的品质，他们无休止地煽动人的互相仇恨、斗争，激活人内心深处的阴暗心理和丑恶意识，它使人扭曲、变态和迷狂。 “样板戏”的认识价值在于，它表征了“人”在“左”的思想禁锢下人性的泯灭和人格的沦丧。从文化意识的角度分析，这种对人性的否定和蔑视，对人格的践踏，一定要造成道德的沦落(人心堕落，气质败坏，人的乖戾和伦理的丧失)。这种难于医治 的“人病”对社会和民族的灾难将在很长时期都是社会的痼疾。 “文革文化”是封建专制文化对“五四”新文化(人民民主文化)的一种反动，其实质是扼杀和窒息在“五四“文化以后中国已经出现的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精神。这也是对人民民主革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精神的否定和背离。 四 于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艺术除了表现方式的多种探索和追寻外，最根本的推进恐怕是对“人”的思考。 这种艺术表现中对人的思考是基于过去对人性的否定、蔑视，对人格毁灭和践踏的痛苦反省而展开的。它包括对人的本性、特质，人的正常感情和理想(人道精神)，人的气质、力量、智慧、性格等多方面的发现、肯定和表达。在这种探寻中还特别着眼于人的“精神个体”(亦即独立人格)。 艺术对人的思考使艺术在表现人方面和传统艺术，和建国30年来的艺术很不一样。这是一种真实的人、自然的人、个性的人、复杂的人和完整意义的人。从而改变了单纯从社会意义、阶级意义、政治意义出发表现人的片面、简单的模式，促使在艺术领域中“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这种“人”在一切事物和环境中呈现“个体”的特征，它虽受环境的影响(损害、毁灭、扭曲)但不为其淹没；“人”不因环境和社会力量的严峻和强大而泯灭自己的个性；“人”的力量大小不决定人的道德力量和人格力量的大小。这样艺术就不是为了证 明事物(事物的光荣、正义、伟大或卑劣、反动、丑恶等)而写人。而是表现人在事物中的复杂、多层次、多侧面的形象以及人性美、人格美。并且特别着眼于人的心态观照，这种心态观照涉及悲、喜、哀、幻、梦、潜意识、性意识等。同时注重人的内心世界的独特发现。 概括起来当前的艺术对“人”的思考表现为：人的理性沉思、人性美人格美的赞颂、人体美的表现、人的存在和深层意识的探寻、人的现代品格的表现等5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