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形象需要文化辨认

　美国一家电视台最近做了一个社会学调查，拿一张百元人民币向美国的大学生和街上的行人展示，问这是什么货币，上面的人像又是谁。大多数受访的美国人都说是越南币，上面的人是胡志明。这个小例子似乎说明了中国形象在海外的隔膜，以及多元化传播和主动性文化输出的迫切。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今天中国的经济资本日益雄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的GDP大抵仅为日本的三十六分之一。然而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未来十年中，中国GDP总量有可能从世界第四名上升为第二名。中国在经济资本方面的崛起势头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中国的“文化资本”却不可乐观，上世纪过分地崇洋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国家形象的辨认方式。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的合法性的重新界定，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因此，当代中国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以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形象。 　　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现在，不少国家之间除了存在经济争端，还在打文化仗。可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的同时，文化建设变得非常关键。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重视，才可不断输出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 　　东西方有的文化形式是可以通用的，譬如器物层、制度层面的东西大多可以与国际并轨，不必再从头做起。但在思想层面和价值信仰层面则应该保持差异性和多方对话性。西学的问思模式有它促进学术推进的历史合法性，但并非永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任何单一模式的独断和垄断都是可以质疑的。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保存至今的文明，一直没有崩溃，其中一定有其合理性。 　　价值论危机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仍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精神，诸如生态文化、绿色和谐精神、辨证思维、综合模糊思想、重视原本性与差异性、文化价值多样性、以人为目的的“仁者爱人”等等，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弥补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失。当前在西方出现的重要的“生态文化”思想，无疑也有东方文化精神栖息在其中。我们应关注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的新世纪重新阐释，让中国文化逐渐世界化成为可能。 　　在文化创新的意义上，中国应着重找到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要化挨打为创造，变“拿来主义”为“拿来与输出并重”，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在我看来，这种努力包括两个根本问题：其一是对西方所采取的文化姿态，后殖民的姿态和民族极端主义的姿态都是不可取的。其二是要注重对中国文化经典和遭遇现代性问题的重新思考。在面对中国现代性时，我们要处理的不是一些简单的文本，而是在其中要贯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全盘西化或只想“脱亚入欧”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全盘西化。应在面对世界性困境，如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战争升级、心灵焦虑、基因转换等方面，为人类未来开出辨证施医、多元并存、平衡生态、人与自然社会良性循环的“精神中药”，一剂呈现生命价值精神生态的“平衡药方”。有人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只能吸收，不能贡献，只能输入，不能输出，这是数典忘祖。 　　全球化中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文化互补。在全球化整合中只有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使自身既具有开放的胸襟和气度，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才能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已经西化了两个世纪的世界里，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整个世界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