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胆里藏四五运动底片

　　讲述背景 　　三十年前，作为回城知青、一线工人、武术和摄影爱好者，安哥亲历了那个动荡中开始解封的时代，并开始尝试用平民的视角记录身边世事，为广州这座城市留下一抹独特的个人记忆。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24.2万多人死亡。本报近期将推出相关报道，诚征讲述人和线索。一经采用，支付线索费。 　　电话：020－87388888；传真：87373419；电邮：guangzhouxw＠vip.sohu.com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海军 　　特约审稿： 　　陈登贵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原所长、现任业务指导 　　高宏的　广东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讲述人·安哥 　　著名摄影家，1947年生于大连，1949年到北京。1968年去云南做知青，1975年到广州做工人，1979年4月入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曾出版摄影专著《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1976年确实是个转折点，我们开始慢慢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会有今天这么强大。我29岁之前的那段青春岁月，对一生都有影响。 　　1979年，我转做摄影记者。虽然也天天在拍新闻，但更多时候把镜头对准了世俗生活。至于照片漂不漂亮，那是各花入各眼的事。最主要的是，用心灵观照世界。　　　——安哥” 　　(旁白：安哥的故事听起来和他本人一样淡定从容。或许因了职业的缘故，这些故事又常常是充满了场景和色彩的。在一个潮湿多雨的午后，一个人和一代人青春的印迹，在淡淡的烟雾和黑白照片中一页页闪回。) 　　安哥：1976年初，我已经在广州做了几个月的工人。此时，社会已经不像文革初期那么狂热和紧张，常有北京的朋友过来传些小道消息，人与人之间也开始有了横向联系。而在此前，单位领导、班主任、甚至入党积极分子，都在盯着你的言谈举止，等政治运动一来，都可能对你拥有生杀大权。 　　习武 　　10岁那年成了“家长” 　　我关于这方面的可怕记忆从10岁时开始。那时我们全家还住在北京。一天晚上，我和弟弟打架，妈妈打我，我就气得跑出去，类似“离家出走”。天黑了，我听见妈妈到处找我。最终还是回去了，并做好了挨打的准备。但是，妈妈并没有打我，而是突然与父亲抱头痛哭，声音非常凄厉！我吓坏了，赶紧承认错误。但是，他们只是大哭，根本听不到我说什么。哭了好久，我妈说：不关你的事儿，快上床睡觉吧。然后，就擦着眼泪各自回房了。 　　没过多久，父母就被下放到海南一农场了。临走前，他们把我和弟弟从干部子弟学校转到了太保街小学。又找了一个老保姆。临走时，妈告诉我：“我们走了，你就是家长了”。 　　父母走后，我家也从门口有两个小石狮子的三间大北房搬到了一小间偏房。后墙外是个大煤堆，所以，墙上有大片湿黑的印迹。 　　有一天我去上学，经过机关大院的门口时见到贴在墙上的告示，我才知道：我妈被打成了右派，我爸被打成了右倾。 　　太保街小学与我原来就读的育才小学差距很大，是一所走读的平民小学，偏重扫盲性质。六年级的女同学就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来上学的。我的班长叫刘玉兰，也是六年级毕业就嫁人了。我后来常见她一个人冒着漫天风雪，在胡同里拉板车。 　　我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他们差别挺大。我讲普通话，他们都讲最痞的北京话。那时，我大概长得也很漂亮，在育才小学时曾被选去给胡志明献过花。一些同学就经常戏弄我。一次放学，一群大孩子，跟在我身后唱电影《阿诗玛》的插曲“阿哥阿妹情谊长……”，还把我往那女孩身上推。我还手，就打起来，最后被从一个煤堆上摔倒再踢下来……我至今也没有看过电影《阿诗玛》。 　　因为老被欺负，我就想去学武。后来，在雍和宫附近，见到一个四合院门口挂着“中国国术社”的牌子，我探身进去，见一个老师傅，正在教武术，就拜他为师。每月交三块钱学费。我师傅叫陈子江，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当时中国武林的形意拳高手。 　　入团 　　掏遍东城所有胡同大粪 　　上初中后，入团成了大问题。我父母都是老革命，我又是家中老大，当然要争取入团。初二时，我递了入团申请书。但团支部说我还没跟右派家庭划清界限。上高中时，学校组织学习时传祥，参加掏粪劳动。我为了改造思想、与右派家庭划清界限，乒乓球也不打了，武术也不练了，全心全意地掏大粪。不仅参与学校组织的，还利用节假日去东城区清洁队跟班干。每天一干就是八小时。 　　掏大粪也有规矩：走进一个院子，要把吊桶往门坎上顿一个尿印儿，告诉其他师傅：这院有人掏了。进厕所以前，先要咳一声，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妇措手不及。走以前要把茅坑扫干净，免得住户有意见。背粪桶也很有讲究：粪桶里的屎尿很容易与步子频率产生共振。走得不好，它们就“轰”地一声冲上天空，“哗”地一下灌进脖领，然后顺着脊梁沟流到腰际，被裤带截住形成凉凉的一汪…… 　　时间长了，我差不多掏遍了东城所有的胡同，一二百斤的大粪桶，我腿一别，腰一拧，就上肩了。一年后，掏粪队的师傅们给学校写了封信，说我劳动积极、改造思想很刻苦，够团员标准。团支部大会通过决定，吸收我入团。然后，学校团委书记找我谈话，劈头就是：“你不老实！还没把你母亲的右派言行交代清楚！” 　　回家后，我按组织要求，追问我妈，让她坦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妈哭了，我也哭了。 　　后来，我父母单位党委办公室给学校打了电话，我才入了团。 　　下放 　　到云南的首批北京知青 　　那些日子里，我所感到的恐怖，永远是最可怕的。1966年，高三了，但是，我已放弃考大学了。因为，对学校里的这些政治气氛感到厌倦了。 　　不过，很快，所有人都放弃高考了，因为，文革开始了。学校里开始抓反革命，出身好的斗出身不好的，也开始斗老师。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没几天，班里开班会，一个少将的儿子骂我一个出身不好的朋友是“狗崽子”。我就和他拍着桌子对骂：“你是什么崽子？……”。几个要好的同学觉得我惹了大祸，继续呆在学校太危险，就到学校开了证明，当晚，我们四个就坐火车离开北京，参加“大串联”去了。 　　先到天津，然后去南京、上海、南昌、武汉。坐火车免费，到各地都有人招待，对我们很客气。我们其实也没什么明确的目的，到各地看看玩玩，散发一页页写着“语录”、“造反”的传单，就算革命了。 　　“串联”回来后，学校里还是停课。我也无意“革命”，就接着到地坛练了一年的武。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我背着家人报了名，和其他知青一起共55人，成为首批下放到云南的北京知青。 　　批斗 　　裸体洗澡小伙看呆了 　　1968年2月，到了昆明。当时《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欢迎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为此，昆明的两个造反派还停止了武斗。即便如此，晚上的昆明还是到处枪声。 　　从昆明再坐三四天的车，到达目的地景洪市勐龙镇。真是漂亮！蓝天白云，大片的原始森林。恰逢甘蔗丰收，勐龙河上五米多高的大水车，嘎吱嘎吱地榨蔗糖，日夜不停。其时，各种政治运动还没到这里，少数民族还没户口，也不交公粮，对待我们更是热情友好。 　　我们的工作是烧山种田。把树木砍倒后，全队人坐在操场上，身边放着装满水的面盆和水桶，以防烧着我们的茅草房。顿时，整个山干柴爆裂，烈焰冲天，真是壮观…… 　　日子很艰苦，但大家过得很高兴。但是，一年后，更多的知青，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的，先后来到，政治运动也到这里了。农场开始分为两个派别，我们都被要求“站队划线”。 　　一次总场开批斗会，各生产队都把本队的“炮派”“走资派”等集中起来，戴了高帽，挂了牌子，每人一个破盆敲着。由造反派带领我们喊着口号排队去大勐龙。走到桥上，一傣族小伙正在河里洗澡。见到我们的队伍，两腿一夹，赤身裸体站着看呆了。当时，傣族不论男女都是公开在外裸浴的。 　　我们55个北京知青也终于被戴上了“路线错误”的帽子，被要求分散到其它农场。分手时突然大家都哭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但又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那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哭。 　　气氛越来越紧张，斗争越来越激烈。同来的北京知青中有一个叫凌瑜的同学，家里是右派，在这里又被加上“路线觉悟不高”的帽子，思想压力大，干活特拼命，终于病倒了。还坚持不下山。次日早上就昏迷了。我和同学步行十多公里，抬他到分场，再转拖拉机走十多公里，到总场治疗。但没过几天就死了。 　　生活更加艰苦。二百多人的农场，每顿炒菜只放一酒盅的油。只有到国庆、春节，每人才能吃上一碗猪肉。但次日一早，厕所前开始排长队，男厕女厕拉稀声此起彼伏……肠胃不适应了。　 　　一晃就是好几年。一帮远离家乡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我们之后过来的那一批，很多都没怎么读过书，脑子也很单纯，闹出的故事越来越多。常常听说某某打胎了，某某又在厕所看见死孩子了。前几年大热的一部电视剧《孽债》，讲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的事。　　 　　回城 　　和街道老太太过组织生活 　　1974年，我父亲被从江西五七干校派到广州搞侨务工作。根据当时的政策，身边没子女的可以申请一个回城。1975年1月，我终于离开了生活7年的西双版纳。到昆明后，行李、自行车等全不要了，买了一张机票直飞广州。实在是一天都不想再呆了！ 　　我对广州的印象很好。城市干净整洁，农林下路两侧都是高大的白玉兰，开花时，满大街都是清香。那些西关人家，虽都是小门小户，但个顶个的整洁。清洁工洗马路，都是用刷子刷。虽然文革还没结束，但这里已经有了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再是靠组织一层一层地单向领导了。 　　父亲长期在汕头蹲点，家里就我一个人。我没有工作，没事就和一帮街道老太太过组织生活，帮她们整理点资料。还委托父亲战友的孩子帮我从中大借书，巴尔扎克、雨果等世界名著，都能借来偷偷地看。 　　还有机会和朋友去越秀山体育场看足球赛，尤其是有容志行、古广明、何佳的比赛，我们都去看。他们的球踢得既聪明又漂亮，比现在的好看。我记得好像是1975年，刚在前一年拿了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来，被广东队赢了。让广州的球迷“疯”了好长时间。 　　1975年下半年，我被分到南石头一家研究所的工厂做修理工。不久，被办公室抽调去宣传批邓。经过这么多年折腾，我已经有了独立意识。就在墙报上将邓小平的言论与“四人帮”的一一对比列出来。很多人看见都冲我笑，知道我“不怀好意”。但也没人说什么。 　　会友 　　水瓶胆里藏四五运动底片 　　到了1976年，广州的高压政治空气更淡了。常有朋友从北京过来，转道去香港或云南，总能带来一些小道消息。四五运动，我们都听说了，但广州没见什么动静。两个月后，两位北京的朋友先后来访，先是薛永康，他是著名摄影家薛子江的儿子，我们小时候在一个大院玩。后来又有粘伟强，是印尼归侨子弟。他们当时来广州探亲。就把一包底片交给我，全是他们拍的关于四五运动的。北京查得很紧，他们说，偷偷把底片藏在暖水瓶胆里才保存下来。正好我在家里装了一个三个来平米的暗房。他们走后，我就在家偷偷冲洗，有几十张，记录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情况。我看了并没觉得害怕。当时想，时代潮流改变是阻挡不了了！后来，薛、粘两人将照片取走，1978年，在香港的杂志上发表了一期专刊。 　　这一年，我还跟着朋友去拜访了蔡俊三。他也是著名摄影家，当时快九十岁了。在他家里，可以翻看很多香港的摄影杂志。这在当时的内地，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国内报纸上的照片都是“假、大、空”“为政治服务”的。看到陈复礼、简庆福等香港沙龙摄影家们的作品，真是耳目一新。 　　练武 　　四处找同道中人比试 　　广州和香港有一种天然的联系。1976年，还有很多人偷渡香港。珠江上，到处是拿着(篮)球胆练游泳的人。都是打着响应毛主席“到大江大河里去”的口号。但大家都知道，其中很多人是为了练习偷渡到香港。 　　除游泳外，也有很多人练习搏击。我由于早年练过武，就通过父亲战友的孩子，找到一个叫袁百旺的师傅，学习搏击。我们一般在越秀山、荔湾湖练，也到过新滘乡下。一帮人对打，后来嫌不过瘾，就去找别的圈子比试。那时大家纯粹是以武会友，并没有聚众打架。 　　一次，我们这帮人约了另外一帮人，在荔湾湖比试，都是单打独斗，完全没护具的。我就在旁边拍照，打得很激烈，其中一个鼻子被打出血了，衣服都撕破了。我就抓拍了一张照片。刚拍完，就有人喊：“警察来了！”呼啦一下，我们全散了。跑到公共汽车站，两个交手的还边抹鼻血边握手：“下次再打！” 　　我们这边还好，对方那个圈子里就有很多人偷渡到香港，还听说有些人偷渡不成被抓了。我拍的那张照片，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记忆。现在回头看，那时有那么多年轻人练武，一方面固然是想强身健体，偷渡香港，同时，也是因为日益厌倦了高压的政治话语。（信息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