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迈道德版行为

(行为规范（我在同一个下午）)

落下白色的帷幔，身着绿色防化服的张大力象一位太空战士，攀援在命名为《对话》的头型墙洞内；盛奇赤裸下身头裹红布，上身穿着制服玩弄一只拴在自己下体的彩色鸟；张念邀请周围的观众和自己一起，向写有自己名字的标靶上投掷鸡蛋，四溅的蛋花使围观者苍惶后退。这是北京设计博物馆举办的一次行为艺术活动的情景。而在此前，王迈实施了他的名为“1999年春节联欢会”的行为表演活动。 　　王迈的这次行为表演以每年一次的春节联欢晚会为蓝本。王迈选择了历年春节联欢晚会久唱不换的一些经典歌曲，并穿插小品、伴舞和介绍晚会嘉宾等春节联欢晚会一贯手法，仿制了一台阵容整齐的春节联欢晚会。这场晚会赶在中央台晚会之前，使前来观看的艺术家们在歌舞声中，度过了一个极其乏味、极其无聊的下午。王迈“编导”的这台晚会使我们重温了历年除夕之夜的精神麻木。他渲泄的并不只是对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不满，因为这个方面早就为各种媒体所讨论。王迈通过对春节联欢晚会的拷贝，再次演示了他对大众媒体的一贯批评。在王迈关于大众媒体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感受到它对我们视觉的灼伤。而在这个行为表演中，我们再次忍受他所提示出的大众媒体对我们的消磨。过度高亢的颂歌，红绸飞舞的伴舞、千篇一律的祝辞以及智力可疑的小品，使观众再次成为一场媒体闹剧中承受时光折磨的背景。与真正的晚会现场最不同的是，覆盖在整个天花板上中央台某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投影。这个魔幻的天花板如同一个被扭曲的巨大屏幕，在观众的头顶展现出一个虚假的媒体天堂。这幅天堂景象，无法掩盖下面独自在舞台上清唱的王迈所表现出的那种机械而无助的歌声。 　　王迈的这次行为表演还冠有一个学术味道副标题——屏幕幻象与精神克隆。王迈很明确地用这个标题表达了自己对大众传媒的那种尖锐的批判态度：“……专制谎言通过媒介的暴力投射入我们的生活。这种无知的力量，一直感染着并制造着我们，让我们彼此感受到精神和肉体的酷似。”正是在媒体所提供给我们的幻象之下，在我们自认为面对精神生活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丧失个体生命尊严的砌块被嵌进一堵体制的围墙中。每个个体存在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在于与其他的砌块严丝合缝。在大众传媒单一的口令中，我们与主持人同时开怀大笑，同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看似丰富的情感可以被复制得同样丰富，我们无需思考就能够产生无数持共同思想的绵羊多莉们。王迈为我们演示了这种精神克隆的流水线。 　　我们不必返回艺术史去为他的行为艺术寻找艺术合法化的标签，因为他本人也无意这样来包装自己。王迈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对于中国现状来说，那些能呈现道德力量的作品，远远超过了表达艺术本身自由的各种花招与呓唔。”这就使他超越了艺术表面的游戏感，把目光投身在构筑文化影响的行为上来。其实在最早的行为艺术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他对当代现实环境中道德现状的不断判判。在他最初的行为作品《行为规范》（1997年）中，王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好人好事的下午。一系列以王迈自己为主人公的常见先进事迹；拾金不昧、扶盲人过马路、给孕妇让座、勇斗歹徒等等，令人不可思议的在北京大街上的某同一个下午被拍摄下来。在这种极其主旋律的场景中。我们会无比惊讶于这同一天下午所表演的诸多助人小品。虽然王迈声称编导了一系列对社会具有示范意义的道德正剧（这类描述几乎出现在中国所有新闻报刊中），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直面我们真实的生存环境。如果说《行为规范》表现出王迈对社会表象的初始思考，那么行为作品《票箱》（1998年）则是他对社会体制进行的基础评判。王迈在这一作品中身穿中山装，颇为仪式化地在一个选举现场主席台上票箱前投票，背后坐着一名着同样制服的神情涣散的监票者。我们同样不能真正认同于这个民主场面，因为王迈是唯一的投票者。他采取了民主投票方式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权力象征。王迈不是作为艺术家，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客串了民主选举的独角戏。他的视角在此从描述性的日常化表演向批判性的仪式化表演逐渐过度，强调了他的行为表演从切身现实中间离出来的清晰价值判断。这就使王迈的行为艺术在提示日常生活中的象征意味时表达异常明确。这也是我们不能把王迈的行为表演单纯地放在艺术话语和学术泡沫中进行讨论。他行为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现实中价值问题的直接表达。在王迈近期的个人行为演唱中，这种直接表述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演唱时带有自虐性的动作，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自由艺术家的一个伤感的缩影。 　　行为艺术无疑是中国九十年代末实验艺术中最富有成果的艺术方式。职业艺术家的血肉之躯是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家面对现实最真实最直接的态度。他们以肢体动作判断个体生命在今天的价值。王迈也许会把他的悲歌一次次地在行为表演中重复下去，也许行为艺术会因为这些脆弱的肉体而最终得到我们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惭愧的致敬。